中苏同江之战结束后，关内紧接着就爆发了中原大战。

以前蒋介石是一双拳头斗俩（李宗仁、冯玉祥），现在则是敌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眼看着越来越吃力。

在最关键的时候，张学良选择了同自己的盟哥哥站在一边儿。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表示将派兵进行武装调停。

听起来好像是劝和，但胳膊肘明摆着就是向蒋介石那边拐的。

十万东北军主力入关，在华北的冯玉祥、阎锡山腹背受敌，立刻被打瘫下去。他们一瘫，蒋介石就成了逐鹿中原的霸主。

人生的故事就是在恩怨情仇中不停打转。这些人都曾义结金兰，然后又一个个成为死敌，最后，蒋介石和张学良，这对最晚出炉的盟兄弟终于赢了，可惜是在内战中。

对外，其实没有一个不是输家。经过大规模内战，参战各方均“杀伤甚惨”，原有老兵几乎换了一茬，而张学良移兵关内，更为外人觊觎东北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此时，如果还有一个真正的赢家的话，倒不如说是隔海相望的日本。

时局如棋，当中国这个棋手精神和体力分散的时候，它的对手则已经悄悄把东北一角的棋子围了起来。

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一场地震式的变故即将到来，因为它的出现，从此之后华夏将再无宁日。

还记得“皇姑屯事件”的总策划兼制片人河本先生吗（关东军司令村冈只能算是出资人）？

当初对河本的处理决定是退出现役。军部开出罚单说穿了都是给外面人看的，对关东军高级参谋能以一己之力在东北弄成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很是欣赏。在他即将被迫脱下军装的时候，上面便派人来问：河本君之后，谁可继之者？

那意思就是问，你走之后，还有谁能够像你一样善于捣乱？

河本推荐了两个人，都是他的陆大新同学：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

除了土肥原，所谓的“关东军三杰”现在一齐登场亮相了。

查一下个人履历，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陆大校友，高考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经历了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这三级跳阶段。有趣的是，四个人的毕业届数（陆大）也呈梯次递增，中间都跳开两级，从土肥原开始，分别是陆大24期、26期、28期、30期。

我早就说过，日本在克隆人方面是有一套的。

前三个人都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日本军官的典型代表，狂妄、嚣张、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满脑子都是冲动，根本不顾及后果。土肥原因为对兼职特务“情有所钟”，所以还经常装装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欢煸风点火，做“土匪的源头”外，并没有任何能上得了台面的独立思想，对侵华这档子经国大业更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是石原是个例外。如果说日本的克隆人生产线偶尔也会出点毛病的话，石原算是一个。

准确地说，石原莞尔是日本军人中百年一遇的奇才和怪才。

举凡指望大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异葩一样，除了靠老天爷帮忙外，还需要有适合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条件。但在东瀛军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具备。

有人说，高考制度真正危害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本人深以为然。

同高考相似，日本军官的培养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全封闭式的，而且更加唯分数论，在校分数甚至可以随你一生一世。

一个有志从军的日本人，从小就必须寄宿，上军事小学“陆军幼年学校”，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就是死读书，读完书后再励志，一个比一个口气大，都嚷嚷着要把中国这些“东亚病夫”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内国际国外，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学习，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军事以外的课程，学生不想学，老师也不愿教，教学要求、考试科目里更没这一项，导致军校学生出来后都是两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识还算渊博，其实都不是学校里学的，是由于特务行当的职业需要，后期自己恶补的，因此纯属七拼八凑，用来吹牛侃大山还能骗骗人，真正的学问就别指望了。

当时中国留学东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人，平时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天走路的（东北军还专门出了个“士官系”，优秀程度参见杨宇霆杨先生）。其实这只能说是日本军校中的高中，离大学还差得很远。日本军校生的终极目标是陆军大学。这个陆军大学的门槛离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你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考上了。当然要求的分数也是异乎寻常地高。

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中生存下来的人，全面发展根本谈不上，畸形发展还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谨刻板，你要克隆型的军事干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几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奇才怪才，那就几乎等同于天方夜谭了。

不过我说的是几乎。

在寸草难生的沙漠里，有时还会找到几棵千年不倒的胡杨树呢，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奇迹总是偶尔会出现的。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明石元二郎。

作为陆大第五期毕业生，他是土肥原们的前辈。与后来的“杰出成就”相比，其实他的在校成绩（指陆大）并不算太好。不过考陆大也跟考我们国内的大学一样，考前条件苛刻，进了门就是自家人了，并不用担心因为门门飘红而被学校退学。

除了成绩不好外，此人还奇懒无比，在这方面简直堪称一绝。他一不爱洗澡，二不爱换衣，身上经年累月散发着特殊的味道，属于生人勿近的类型。据说有一次上级找他谈话，领导谈着谈着，一低头，忽然发现自己的鞋子潮了，还有着一股骚味儿。再仔细一看，竟是从明石君的裤裆里飞溅出来的！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位邋遢大王对此不仅脸不红来心不跳，而且还保持了完全泰然自若的态度，称自己当时的确感到内急，但因为谈话过于投入，所以不想去上厕所，就一边说话一边尿出来了。

与明石相比，那些不小心尿了床还会脸红的小朋友简直就太文明了。

但事实证明，明石确实是特务领域的一个天才。

在明石之后20年，日本陆军大学终于又出了一个纯军事作战领域的天才。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像明石一样，石原也做到了“不拘小节”，坚决贯彻了这种不爱洗澡、不修边幅的怪人传统。

怪人才有怪才，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明石不一样的是，在邋遢这种行为艺术的圈子里，石原表现出了更大的创造性。

不洗澡就会浑身长满虱子，这几乎是一定的。别人身上生了虱子，都会恼羞成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石原则不然，他不杀虱子。

当然，从小就在军人窝里长大的石原既无妇人之仁，也不是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他留下虱子只是因为他想出了新的乐子。

这位老兄把抓来的虱子都编了号，喊一声：预备，跑。

然后看哪只虱子领先，哪只虱子落后，奖优罚劣，十分过瘾。

你还别说，这种变态游戏围观的人还挺多。到后来索性开了赌场，大家按号下注，弄得就跟香港人赌马一样热闹。

绘图历来是军校的一门基本功课。就好像《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的“孙红雷”就是靠一手绘图手艺考上黄埔军校，并受到教官赏识的。

日本的大小军校也是如此，每周都会要求学生交来绘图作业，允许自由命题。可是有一天军校教官却被一张“自由命题”的绘图给彻底雷倒了。

其实也没画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字说明，看上去就是一根很普通的小棒槌。

题目：我的宝贝。

作者：石原莞尔。

地点：厕所。

时间：某月某日。

原来是石原君自画的宝贝鸡鸡！

基本写实，也许还有一点点夸张。

从此大家便送了石原一个名字：七号。

不解释，你还以为这是搞潜伏的特务代号。其实它指的是日本一家医院的第七号楼，里面住的都是精神病人。大家认为那里特别适合石原去居住。

画图能画到进精神病院的伟大境界，也算古今第一人了。

生活上一塌糊涂，学习上也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读书，唯独这哥们儿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捉虱子玩，画自己小鸡鸡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军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涉猎，而且还颇有心得，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有能力搞“理论研究”的基础。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七号”都是名列前茅。

所谓怪才，通常都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但脑子都特别好使，好像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明石这样，石原也是如此。两个精神病似乎不费什么吹灰之力，都先后考上了正常人挤破脑袋也挤不进去的日本陆军大学。

在当年的校园里，石原君是很有些名气的。

进了陆大，就等于进了高级军官的保险箱，出去混好了都是将军，再差也能弄个大佐当当，所以人人都架势十足，走到哪儿都爱在腰间挎把刀显摆显摆。

其中最拉风的竟然是连穿件衣服都不成体统的石原。

因为他那把刀实在太牛了。就长度而言，比别人的刀都长出那么一截，能一直拖到地上，属于倭刀之加长版，走到哪儿都有人追着看。

石原毕业时还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这就是天皇御赐宝刀。

在陆大，把毕业成绩进入前六名的称为“军刀组”，不仅会得到天皇亲赐的军刀，还可以出国留学。到后期，日本陆军高层几乎被“军刀组”给完全垄断了。那个“皇姑屯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的村冈就曾经是“军刀组”的一员。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

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军部打发他到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也就是“旅游”兼偷画地图。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陆大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竟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皇皇巨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

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最终战争论”。

石原的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作出预言。

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超常的冷静。

一个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一圈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这时候，被石原称为“用竹刀就能对付”的张学良在哪里呢？

他在北平。

因为参与中原大战，张少帅在东北之外又获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拥有地盘之多，几与南京政府相当，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诸侯能与之相提并论。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

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