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土肥原等人包围不住张作霖，日本政府索性直接施加压力，而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找老张签密约。老张打死不干，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二次“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遂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急，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中国要统一了，大事不妙。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北方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

一旦北伐军统一南北，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对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南方时就天天嚷着要“打倒帝国主义”，等它坐稳天下，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尽管日本政府单方面制造了“济南惨案”，但仍然挡不住北伐军前进的步伐。见奉军虚弱不堪，败局已定，他们又生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

日本公使芳泽再次密访，这回他不由分说就掏出一张纸：光说不练假把式，看看上面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了下来。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回国，让那边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账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路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己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拿回去交账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啊，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尽管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然而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本部和内阁的陆军省统称为军部）仍然还是拿张作霖一点办法没有，毕竟后者在东北已根深蒂固，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的对话人选。

只有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不依不饶。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绝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我们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我们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重返“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绝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该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说起来，东瀛岛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这个“下克上”，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叫做“关东军”。

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刺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刺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惹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啦死啦”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的，那时言必称幕府将军。等到西方入侵，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才又变成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当然，按照日本宪法，国家大事还是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但内阁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作为陆军的指挥机构，军部可以倒逼内阁，依此类推，关东军也可以不听军部的。

关东军新近得到的消息是：面对北伐军的穷追猛打，张作霖已不得不放弃“中原梦”，即将退出京师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刺，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作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20世纪20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在这里，他曾经到达过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北京城里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想想看，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亲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北京，是张作霖人生奋斗史上最重要的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然而，才不过一年光景，眼前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凄雨冷风中，连挥挥手告别的兴致都没有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张作霖的专列共有20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工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作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但一旦失败，还可以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南满铁路”却是日本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关东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你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人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30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掺和。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200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爆炸冲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动，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