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又见飞刀

有句俗语，“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只篮里”，樱兵团司令官坂西看来深谙此道。

他至少准备了两只篮子，一只给正面的第一一六师团，一只给南北两支助攻部队：南为第五十八旅团，北为重马联队。

但是，何应钦也不是只拥有一把刀，雪峰山上他准备了很多把，而且把把锃亮。

南面的第五十八旅团遇到的是第七十四军的最后一个分支——“榆林”第五十八师。

与大出风头的另外两个师比起来，“榆林师”看上去似乎并不张扬，其实是矛坚盾也利。

他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先用一个营把第五十八旅团诱进口袋，然后主力突然借助丛林掩护，从两翼进行包抄，顿时杀得日军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榆林师”的脾气还不好，冲入对方阵地后，抓住残余的日本兵，啪啪啪，就是几个耳光，打得对方满眼直冒金花，还有的拳打脚踢，举起枪托朝屁股就是一下。

小样儿的，敢跟我们第七十四军作对，揍不死你！

日本俘虏因此把“榆林师”称为是厉害的中央军，落这群人手上多少得挨上两记。

南面的重马联队属于第四十七师团的先遣部队，据说以山地战见长，然而对面的第七十三军皆为湘省子弟，对山地战同样不陌生，而且该军系完全的美械军，拥有美式山炮等特种武器。

轻装潜行的日本兵却没有任何重武器，飞机坦克大炮都成了浮云，于是成排成排地被打倒在开阔的水稻田里，一时田水尽赤。

战局对日军十分不利，南、北、中三线不仅迟迟无法合拢，而且自身也开始沦于被动，只能自动自发地由攻势转为守势。

坂西的心这时才沉了下来，并且明白，仅仅一年不到，他所处的环境跟疯子横山勇那阵已经大为不同。

“精神病”平时人五人六，拽得不行，从来不把上司放在眼里，但境况如此，除了向上求援，再别无他法。

电报发过去，一封给冈部，一封给冈村：因中央军在芷江集中了“意想外之大量部队”，必须再向芷江增加两到三个师团。

求援电报无一例外被打了回票。不是不想派，而是派不出来。

日本在特种情报战上还差着美国老大一截，关键情报一个也不知道，都是在屋里瞎猜的。

从冈部到冈村，再到日本统帅部，都以为美军要从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正着急慌忙地往那里部署兵力呢，而照坂西的说法，既有“意想外之大量部队”，再增加两到三个师团显然是不够的，起码得派去七个师团才有用，这怎么可能？

说得大一点，坂西是为了抬高自己，撇清责任，不料，他搬起的石头却砸了自个的脚。

必杀技

见日军攻势受挫，何应钦立即召唤自己的必杀技：此前驻于常德的胡琏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土木系”的顶梁柱，又是美械军标准，何应钦看重，坂西也知道，所以早早就在常德附近布置第六十四师团，想用这种人盯人的办法来缠住对方，使其无法进入芷江战场。

日军真是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第六十四师团是那种最差劲的“速成师团”，其作为基础的独混旅，原先只是在泰兴和新四军主力相持，在那些地方，这个独混旅大部分时间倒也能混混，一会儿“铁壁合围”，一会儿“梳篦式扫荡”，很像样。

可移到正面战场，特别是面对中国的美械王牌军时，内囊就完全出来了，竟然被对方像耍猴一样耍得团团乱转，胡琏仅留下一支小部队用于牵制，就轻松将其摆脱。

我们要到雪峰山去打主力，哪有时间陪你这种小泥鳅玩儿。

胡琏率第十八军昼夜兼程，在崎岖的山路中一天强行军八十里，终于在何应钦需要的时候赶到跟前。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关键是怎么使用。

何应钦最初是想用于雪峰山正面，这样居高临下，必能给坂西以粉碎性打击，则湘西会战可以全胜告终。

正要授出兵符令箭，有幕僚献计：坂西是以主力用于正面，两翼较为薄弱，如从其侧翼出击，则更有把握。

何应钦依计而行，并于5月4日发布了总攻击令。

其实，这时从正面也好，由侧翼也罢，双方胜负大半都已确定，只在于能取得多大范围的胜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侧翼包抄可断敌后路，不失为最佳选择。

胡琏领命后，立即向樱兵团的侧背猛进，沿途日军特别是辎重部队混乱异常，狼狈不堪。

后院起火，坂西赶紧让刚刚到达的第四十七师团大部队就地扑火。

第十八军当时只有第十一师接受过美械装备和训练，因此参战部队名为一军，其实只有一师，而对阵的第四十七师团却拥有两个联队，为了尽快打通后方，第四十七师团还破天荒地采用了刺刀肉搏加人海战术。

在肉搏战上，刺刀肉搏一直是日军的特长，与之相比，中国军队主要出彩在手榴弹肉搏方面，即使到抗战后期也是如此。

进攻第十八军阵地的日本兵一律上刺刀，阵形排得黑压压一片，以往这样冲上去，一般都能打开缺口。

可这次是例外。胡琏第十八军不用手榴弹，用冲锋枪，数步之内密集扫射，把二愣子们全打成了筛子。

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原先是不想再增派部队的，但一看，如果雪峰山的大门被“雪山飞狐”完全关住，樱兵团将是全军覆没的严重后果，不增不行了。

正好，广西有一个第三十四师团，按照原计划，是要调到宁沪沿海去防止美军登陆的，冈部便把它临时拨给坂西应急。

第三十四师团在上高会战中曾差点被第七十四军全歼，后来才得以整补重建，算得上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部队，这个师团上去后，终于使得包围圈露出口子。

5月9日，“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向第六方面军下达了中止湘西会战的命令，但他不知道，这时候日军早就提前溃退，网里的那些小鱼小虾正顺着口子狂奔猛逃哩。

等你下命令，我们的骨头都不知道得扔哪里去了。

在其他联队的接应下，最早被围困的第一〇九联队总算从包围圈中跑了出来，但他们的溃退之路几乎就是一条死亡之路，一路上被前堵后追，又死了很多人，归建时官兵已所剩无几。

6月7日，湘西会战以中方完胜结束。在会战最紧张的时刻，何应钦曾用飞机运来廖耀湘新六军作为预备队，但还没等“东方巴顿”发威，仗就打完了。

据樱兵团第二十军的统计，共伤亡两千多人，引人注目的是还增加了

欢呼胜利

一项以前没有过的数字，叫做“病死”人数。

在坂西提供的报表上，湘西会战日军共“病死”了两千多人，几乎等同于战场伤亡。

据他解释，情况是这样的：由于雪峰山打得太苦，士兵体力消耗过大，作战时因精神高度集中和紧张，尚能支撑，可等逃回原驻地，人一松弛下来，就突然纷纷倒地，然后再也站不起来，结果就是“病死”了。

坂西的“病”还不只这么多，除了“病死”的外，还有“病”得没死的，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湘西会战期间，足足有两万三千多！

只有活着的人明白真相。

冈村宁次的参谋长曾在家信中透露，湘西会战，日军成了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

第一一六师团无疑是案板上最大的一块，这个师团从参加常德会战起，打过很多苦仗恶仗，但湘西雪峰山之败让他们永世难忘。

该师团的主要兵源地在京都，直到四十年后，师团的幸存老兵向自己的儿孙们讲起当时作战的惨烈场面时仍心有余悸，对大批京都人在山区埋骨的地方仍能记得清清楚楚。

显然，被人家按在砧板上做成馒头馅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尤其不好对外交代，坂西虽号称“神经病”，却并不傻，他选择了有意无意地把伤亡率往“神经”和“病”上凑。

终结者

湘西会战结束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何应钦陪同美军将领到雪峰山前线视察，并向有功将士授勋，回来时天降大雨，大家急忙下山。刚刚走过一座小木桥，排阵一样的溪水赶到，一下子便将木桥冲得无影无踪。

见此情形，众人“相顾愕然”。

这个春天，这个战局，犹如此天此山此水此桥，虽然还有惊，但再也无险。

日本驻西南的第六方面军开始陆续撤往东北和华北，在他们身后，汤恩伯兵团紧跟不放，实施了战略性追击。

日军沿途大量伤亡，连作为主力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亦不例外。老兵对类似的场面已熟视无睹，最惨的是独混旅里那些刚入伍不久的十七岁少年兵，他们接受不了前后左右同学同乡的非死即伤，精神临近崩溃，一路撤一路哭。

此时，中国统帅部已制订代号为“冰人”“白塔”的总反攻计划，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部分国民党军队也展开了局部反攻。胜利是必然的，只不过谁也想不到会来得那么快。

陈纳德曾经断言，亚洲战场不同于欧洲战场，在这里，空军有最大的发挥余地。

自1944年底，美国对日本本土展开战略性空中打击。当年11月，超过一百架B-29轰炸机来到东京上空，那种满天下饺子的壮观景象，足以让日本人印象深刻。

不过，这次大轰炸仍没有能够达到盟军所追求的那种效果，心里还是有些不得劲。

作战都得讲究对天文地理的掌握，空战也是如此。日本城市房屋大多为木结构，这让盟军产生灵感，决定采用中国传统的“火攻”之术。

1945年3月9日，空中堡垒再次光临东京，这次不是一百架，而是三百架，不是普通炸弹，而是燃烧弹。

三千吨燃烧弹，让东京变成一片火海，房屋被烧毁五分之一，七万多人被烧死烧伤。

到7月，除京都等文化名城得以豁免外，日本大半城市都“享受”到类似待遇，不是被炸平就是被烧毁，模样整得比猪八戒他老姨还要难看。

7月16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国内报告，得知一种“特种炸弹”已经试验成功，遂授权在会议结束后进行投放。

这次将不是蜻蜓点水，而是一次性击穿心脏，就像波茨坦公告所宣称的那样，日本要么投降，要么毁灭。

8月6日，美军航空队在广岛投入了“特种炸弹”。

仅仅一颗，但当它爆炸时，广岛所有的建筑物都不复存在，近十四万人伤亡。

一颗“特种炸弹”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不仅广岛老百姓，就连日本统帅部也惊骇莫名，派去考察的军事专家则发出了一声哀叹。

这就是传说中无坚不摧、杀人于无形的核武器——原子弹，日本其实也已经在研究和试制，只是让美国走到了前面。

还没等日本人回过味来，时隔三天，第二颗原子弹又落入长崎。

两颗原子弹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日本统帅部至此终于明白，“不投降即毁灭”绝不是随口说说的，盟军用不着再登陆中国沿海或日本本土，靠空中决战即能将东瀛三岛从地图上完全抹去。

8月15日，已经被原子弹炸得“五内俱裂”的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

除成为空架子的关东军已被苏军消灭外，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遵令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而在这之前，它们的失败和灭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即将参加受降仪式的部分中方代表笑逐颜开

一个东方民族对另一个东方民族的生死对决，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

老兵不死

再说说“七七事变”的亲历者刘汝明。

武汉会战末期，全军大撤退，日军沿公路追击，而刘汝明就带着手枪队守在公路旁。从那里路过的零星小部队都觉得很安心，连步伐都放慢了，因为他们以为刘汝明既然在这里，路边至少有一个军。

其实，刘汝明身边除了手枪队，并没有大部队，他执意不走，是要等自己的后续人马。对于他来说，南下的第二十九军与他是生死不能相离的，即便危难时刻，也决不能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但人还是在不断地少下去，经过八年抗战，第二十九军在正面战场上战死了很多人。

几个灵魂人物，宋哲元、张自忠、萧振瀛先后去世，其中以张自忠声望最隆，死的时候也最壮烈。

又过了若干年，刘汝明到了台湾，一起去的还有冯治安和秦德纯。三人退役后在乡下买了块地皮，准备住到一起，但是秦德纯因夫人多病，不方便在乡下长住，最后只有刘、冯两人搬了过去。

哥俩对门而居，每天傍晚，冯治安必定会站在门口，大声叫刘汝明出来聊天，话题自然还是脱不开那些戎马倥偬的岁月，以及那些屈辱和荣耀。

但是有一天，刘汝明忽然听到消息，冯治安患病被送进了医院，等他急急忙忙赶过去时，这位朝夕相处的兄弟已经不治。

又隔一年，秦德纯也去世了。

时间是一个多么残忍的过程，它让你不断地告别，告别青春，告别激情，告别朋友，全然不顾在那一刻，你早已是泪流满面。

晚年的刘汝明无比寂寥。

回望来路，当那些袍执兄弟的雄武英姿，又一一呈现眼前的时候，这位职业军人总是难以自持。

他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踏上故土，并想象着那时的情景。

“如果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刘汝明回忆录》）”

1957年，刘汝明病逝台湾。

麦克阿瑟说，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愿把这句话献给所有的抗战老兵。

谨以此书献给正面抗日战场上那些无名的中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