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远征军的两大分支，中国驻印军有的时候，滇西远征军也就有了，不过与驻印军不一样的是，滇西远征军在组建之初，双方就有约定，即这支军队须完全由中国军官指挥，美国人只负责训练和提供武器。

如果没有第一次远征，蒋介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现在想到了，也只能限制在云南，而且军官还得由史迪威本人来遴选。没办法，人家手里握着要你命的援华物资分配权呢。

史迪威眼力不错，他看中的滇西远征军首任司令长官是陈诚。

老乔倒不是为了投蒋介石所好，陈诚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可以说都是他喜欢并认可的，即使拿美国标准来衡量，也绝对称得上是个优秀的指挥官。

不过，这下可够陈诚忙的了，有一段时间，他既要顾远征军一摊，六战区那一摊又丢不掉，真个是团团乱转，甚至到鄂西会战，还得飞回恩施去指挥作战，就差没有分身之术了。

和很多长年征战的军官类似，陈诚也有着严重的胃病，如此一折腾，这位十项全能的铁人就真给累垮了，只得请假去重庆郊外休养。

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位置又空了下来，要说国内能征惯战的将领也很多，可关键是人家史迪威得认可才行，你能让杜聿明、罗卓英去吗？

为了找到合适人选，军政部长何应钦把一本军官名册都翻烂了，终于翻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东山再起

因为中条山之战，昔日虎将卫立煌跌入了谷底，撤职加革除上将衔的处分，也就比坐牢、枪毙好那么一点。

撤职之后，改调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

卫立煌为人非常倔犟，属于“五虎上将”里面最爱说怪话、发牢骚的，有时跟蒋介石都不对付，但事到如今，他也无话可说，短期内就办完移交手续，去西安就职了。

所谓行营主任，是一个标准的闲职，没什么权，去了以后，卫立煌也不愿意一本正经地坐办公室，而是把事务推给幕僚，自己则带着一家子在西安城里闲逛。

每天都是这么打发光阴，卫立煌自此绝口不言军事，就连原先部属求见，他也一概婉言谢绝。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外人看来，卫立煌是真的想退隐不干了，要不然怎会如此悠闲和清静？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只虎才会偶尔露出真容。

他经常翻阅报纸，看完之后就长吁短叹，拍案不平。

将军的价值在战场，若久而“髀里肉生”，空长一身肥肉，连战马都骑不了，岂不悲哉？

不言，其实满心都是言，但总不能自己哭着喊着说“廉颇未老，一顿还能吃上一大碗”之类的话吧。

在西安闲逛一个月后，卫立煌再也熬不住，索性离开西安去了成都。

表面上是彻底退隐，其实却隐含着强烈不满：这么一个闲职，你们不觉得大材小用？

这叫以退为进，然而起初却只能退不能进，一连憋屈两年，到了用人之时，统帅部才想到以前还有过这么一只虎。

在第一次远征军的出国名单里，罗卓英的位置原先就是安排给卫立煌的。

心里那个激动，可卫立煌还是忍住了。

机会再好，该拿架子还得拿，不然就会让人看扁，认为你被贬如此，怎么上面一声招呼，你就急不可耐要出山了。

要让人看重，就得学会“拿”，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之谈。

接到征调令后，卫立煌答复：“我以前去中条山视察时，乘马受惊，把我从上面颠了下来，因此震坏脑子，所以无法赴任。”

等到陈诚病倒，何应钦又想起了卫立煌，名单报给史迪威，老乔点了头。

这时，史迪威和蒋介石私下里已经势同水火，谁跟蒋介石热落，谁就不讨史迪威喜欢。卫立煌因中条山之败遭贬，与蒋介石的关系，已不像其他几虎那样近，他自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美国佬能点头，就一切OK，可是因为前面那个例子，一个军政部长已经请不动卫立煌了，非得元首去请不可。

1944年春天，蒋介石派专机到成都相邀。

这回要是再“拿”就过了，官场沉浮这么多年，对尺寸所在，卫立煌还是掂量得清楚的。

重庆一行，蒋介石亲自接见，卫立煌正式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得以恢复上将衔。

“脑震荡”问题不存在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声名。

将军荣辱在战场，卫立煌（右二）要靠第

二次远征来翻身

退隐的那些日子，卫立煌不言军事，某种程度上却是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那一仗打得实在丢脸，算得上是抗战中期最窝囊的一仗，以至不提中条山便罢，一提就是一个惨字。

在告别洛阳时，卫立煌特意让司机返回，绕着住处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虽然说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往往是打了一次败仗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像刘峙，号称“常胜将军”，老“五虎”里面属于最牛的，可是因为在保定会战中摔了跟斗，竟然被人奚落成了“常败将军”。

卫立煌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机会重来。

这次绝不能再输。

陈诚在任时，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此地离昆明有三百里路远，当时主要是陈诚顾虑军风军纪废弛已久，在无法有效改善官兵待遇的情况下实施的“苦肉计”——要穷穷一块儿，大家都没话说。

卫立煌把长官部迁到了保山，这回却不是要做样子，而是为了真刀实枪地开练。

保山已接近滇缅边境，离怒江前线不远，便于观察敌情，用兵筹谋。

当年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最弱军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七十四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至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第五十六师团的疯狂曾给首期出征的远征军造成

致命威胁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十八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五十六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五十六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侵占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光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光是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五十三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五十三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至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五十三军。两次长沙会战，第五十三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不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与你无缘。

第五十三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五十三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五十三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待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隶属第二十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他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周福成心头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五十三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他部队都发全了呢？”

霍揆章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卫立煌板起面孔，“少发两门迫击炮，就会减少火力，这可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啊。”

霍揆章赶紧诺诺连声，“明天就发，迫击炮都在仓库里存着呢。”

卫立煌把第五十三军的军官集合起来训话，明确承诺，“请大家放心，今后会对第五十三军平等看待，装备和补充一律按司令长官部规定，不得克扣。”

谁要是不听命令，必受处罚！

由于战绩劣，名声差，第五十三军到云南后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周福成到最基层的东北军军官，最担心的还不是克扣武器，而是怕遭到缩编乃至“吞并”。

如今，终于有人肯帮着撑腰和说话了，而且这个人还是最高长官，能不激动加感动吗？

卫长官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

有人说，卫立煌本身就是“嫡系中的杂牌”，人家靠的不是裙带和学历，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功，因此才会对所有部队做到一视同仁。

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就像卫立煌在训话中所说的，要“平等看待”。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第五十三军的想象，卫立煌对“最弱军”表现出的，还不是“平等看待”般简单，那已是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关照。

信心之战

强渡以前，卫立煌将制订好的作战方案和计划予以下发，但各军一拿到手，就引起了议论。

第一个焦点，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防守部队。

滇西远征军有两大集团军，无论战斗力，还是对滇西敌情和地形的熟悉，第十一集团军都要胜过第二十集团军。

大兵团作战，尤其是这样关键性的反攻，远征军全扑上去都嫌不够，还要留人防守，就算是要防，也应该让第二十集团军防，结果却是第十一集团军成了主攻部队。

第二个焦点，也是争议最大的焦点。

第十一集团军主攻也罢，使几乎所有人都想不通的是，第五十三军竟然被安排为主力之一。

那个“最弱军”，也能成为主力？它有多强的战斗力，能打这样的硬仗吗？

周福成自己都不知道梦中抽了哪支上上签，让卫立煌这么关照自己，想来想去，也没别的好解释，只能从人情脉络上瞎联系。

兴许是当年受过卫长官指挥，所以他才把咱们当亲生儿子了吧？

意外得宠当然是好事，不拼命打也肯定是对不起领导的，可问题是第五十三军能力就这么一点儿，连他们自己对能否强渡成功都心中无数。

有数的人，是卫立煌。

吸取中条山的教训，卫立煌对这次远征准备得非常细致。他在隔江观察时，发现第五十六师团采取的其实是死守要隘战术，即守住高山据点，而没有沿江部署重兵。

卫立煌立刻意识到，渡过怒江其实不难，难的是后面，在地形复杂的大山里与“龙兵团”作战，那才真叫难。

知道为什么要让第十一集团军主守了吧，守是假，留着最强的部队，随时投入后续攻击才是真。

把第五十三军列入强渡主力，则出自于卫立煌的另外一番盘算。

第五十三军是“最弱军”不错，对此卫立煌也不是不清楚，可是本来也没指望它第一口啃的便是硬骨头，关键是给它信心，让它认为自己很行，特别是装备美械之后。

不但如此，还能给各军以示范，你瞧，“最弱军”都渡江成功了，我们还怕什么！

“恐日病”，或者说是恐第五十六师团的病铁定不治自愈，也就不存在军长脑子里都在想“我还能不能回家”之类的事了。

前提，当然是大家都以为怒江很难渡。

说到底，强渡怒江，其实是一次心理战，或者说恢复信心之战。

名将的思维皆有相通之处，卫立煌的这一战术，与南昌会战时的冈村宁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就是用“最弱师团”打头，才挽回了日军的士气。

5月11日拂晓，滇西远征军揭开渡江战役的序幕。

渡河部队乘坐的是一种前尖后方的帆布船，一只船可以运送一个班，然而使用起来却极其方便，不用的时候折叠放在背包里，一个人就可以带走，要用的时候只需拿气囊充一下气。

美式后勤配备真是世界一流，几乎挑不出一点毛病，可是乘客们的心却仍然悬在半空中，好半天落不了地。

眼睛一闭下了船，眼睛一睁上了岸。

强渡怒江

想象中的恶战没有发生，因为卫立煌已经用特种部队为“最弱军”铺平了道路。

强渡之前，远征军在岸边建立了炮兵阵地，一水儿的榴弹重炮，往那里一摆，日本人的炮够不着，它却可以准确无误地完全摧毁日军江岸防线。

经过火力清除，当强渡正式开始时，岸边已没有什么日军，第一批渡江部队仅两人伤亡，就顺利地攻占渡口阵地。

滇西远征军由此士气大振，“恐日病”也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