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终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开朝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

正月十九，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

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视下，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因为怕承担责任，谁都不敢发言。后来，还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打破沉默，老相毕竟阅历深厚老谋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

老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议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

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

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

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

面对平西伯这个尊贵的头衔，吴三桂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在等待朝廷决议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情应该比北京城内那些官员更为焦虑。如假设在这一个月内吴三桂曾经多次失眠，也许不会离历史真实太远。因为他的性格里缺乏逆来顺受的因素，所以面对绝境，他的心理挣扎应该比常人激烈得多。

有足够证据表明，在朝廷作出决定之前，吴三桂已经作出了某种决定。

现在，皇帝的诏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后一个柱石之臣立即行动，检阅步骑，带兵上路。

从宁远到山海关，距离是两百四十多里，在当时，按正常行军速度，两天内可以到达。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短短一段路，吴三桂的大军竟然走了八天。是由于队伍过于庞大以致影响了速度，还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呢？

这成了明清易代史上的一个谜团。

俯视一下当时的情势，这个谜其实并不难解。此时，大明朝的腹地已成鱼烂之势，大半领土已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吗？根本不可能。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受恩深重的军官，他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终。

问题是，现在只有终，没有始；只有亡，不能存。如果天下势仍有可为，他有可能做个中兴名将，拯大明于危难，扶大厦于将倾，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吴三桂也不会却步。可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

当然，吴三桂不能按兵不动。如果他按兵不动，就会成为帝国和民族的罪人，就等于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给天下人这样的口实。

所以，吴三桂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佳方案：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等到明朝的灭亡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他的效忠对象已经不存在之后，他就有了道义上的行动自由。下一步的取舍，就轻松多了。

真实的吴三桂在求生本能的指引下，在道德的荆棘阵中寻到了一条缝隙，做了一次诡秘的出逃。

天地巨变，终于彻底压碎了吴三桂身上的道德外壳，他选择了求生而不是殉道。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吴三桂才终于把自己从忠君报国的道德外壳下剥离出来，不过这种剥离是血淋淋的。毕竟，自命不凡的吴三桂有过真实的道德理想。他对自己的生命构想绝不仅仅是一个衣食俸禄层面的碌碌之辈。

现在，他的人格理想已被击碎，可以肯定，自诩为血性汉子的吴三桂从此不得不面对世人的指指点点，他不知道自己最终将以什么样的形象进入历史。

吴三桂只能仰天长叹。

现在，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

一想到陈圆圆，他觉得这一切损失毕竟还得到了补偿。这个女人啊！

只是在认识陈圆圆之后，他才明白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原来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存在的。

在拥有陈圆圆以前，他虽然有着风流将军的美名，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女人真正当回事，女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供他消遣的玩物，不过是比其他东西更好玩罢了。可是自从结识陈圆圆之后，世界在他眼中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瑰丽、美妙而莫测的世界。

他发现自己也变了，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汲汲名利的吴三桂了，他变得浪漫而多情，变得单纯而透明，和这个女人相比，许多以前显得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却无足轻重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可以改变世界。

现在，对他来说，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比做其他任何一个角色都重要，甚至比做一个名垂青史的大英雄更重要。

现在，陈圆圆和他的家族，和大明皇帝一起，都留在京城里。他没法救出皇帝，但是，以他的三万铁骑，跟李自成去换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陈圆圆还是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