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五月，新任知县海瑞由福建抵达浙江淳安。在奔赴淳安的路上，他又一次背诵了自己做学生时写的《严师教戒》。

现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诱惑分明地摆在了自己面前：

入府县而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财帛世界，无能屹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

联想到那么多同窗、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后却无一不变成贪污纳贿的赃官，他不觉悚然而惊。淳安县衙的官椅，将成为拷问他灵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经受这严峻的考验呢？虽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王朝的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帝国俸禄吃饭，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史称，明朝“官俸最薄”。

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帝国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仅用工资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然而，再看看各种陋规，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师爷把淳安县政府成员的常例收入列出来看，其中在县令一项下是这样写的：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作为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引每一百引收银一钱，共计五十两……催甲每里银一两。

柴薪……每一百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即使不算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诸项收入加起来，每年也约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现值二十万，是工资收入的近二十倍。而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数目应该更为惊人，最低限也在一千两。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两千两，折合人民币现值四十万元，帝国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这些支出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之初明令禁止的。然而，太祖去世以来二百年，这些常例陋规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帝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

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心了！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风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

“世俗称僻性，称太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称贤士大夫善处事者，或不免乡愿之为。乡愿去大奸恶不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愿。”那些特立独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为害更大。

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做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其中，就包括这低薪制。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海瑞看来，是天经地义。如果全世界都默认常例存在，那只能说明全世界都错了。错了就要改过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没上任之前，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笔架先生”的名声传播到了全县，大家对这位新县令的怪脾气有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这简直是疯狂，是政治自杀，是天方夜谭！人们估计，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说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

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愣头青的笑话：看他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养活家口，拿什么招待过往官吏，拿什么孝敬上司？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怎么收场？

“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扛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入仕之后，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

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线头。每天烧饭用柴，都是老仆到山上打来的。有一天，海瑞发现老仆打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仆叫来讯问。老仆不敢隐瞒，只好交代说是街上有人巴结他，替他打好了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给了他五十个铜钱作了柴价，回头关上院门把老仆打了一顿。

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

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银子地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招待住宿都是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危途，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

“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我昨个儿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到海县令的生意！”全会场哄堂大笑。

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