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降旨命李鸿章陛见,是七月初的事。谕旨中说他“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不必有所褒奖,而倚重之意,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十天以前左宗棠之被“传旨申饬”,荣枯判然,益觉难堪。
左李二人,一直是冤家对头。多少年来明争暗斗,到了这年五月间中法成立和议,外患暂息,内争即起,终于到了算总帐的一天。
发难的是刘铭传。防守基隆的一年,刘铭传受够了台湾道刘璈的肮脏气。刘璈是左宗棠嫡系,驻扎台南,勒兵扣饷,处处跟在前敌的刘铭传为难。由于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濬当闽浙总督,刘铭传无可奈何。不过,他的委屈经由李鸿章的传达,朝中完全明了,只以强敌当前,毕竟要靠左宗棠保障闽海,不便降旨整饬纪律,自乱阵脚。如今外敌已退,自然可以动手了。
当然,这也要怪刘璈太不知趣,禀请左宗棠在所借的洋款内拨发一百万两,办理台湾善后,而且派委员到福州坐提。刘铭传得到消息,一个电报打到北洋,随即转到京里。醇王得报大怒。办海军要钱、修三海要钱、南漕预备恢复河运,治理运河要钱,而台南各地未经兵燹,并且刘璈径收厘金,绝少接济刘铭传,库中应有大笔款子,居然还要在借来的洋款中,提取百万之数,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因此,发了一道电旨,严饬左宗棠不准擅发。这还罢了,坏的是还有一段告诫的文字:“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致干专擅之咎!”接着又有一道电旨,命左宗棠和杨昌濬,查明所借洋款,还剩多少?“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明见得左宗棠的帘眷已衰。
于是刘铭传不客气下手了,以“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的理由,运用福建巡抚的权力,将刘璈撤任查办,同时飞章入奏。
手段虽狠,却还是试探,所以对刘璈只是“撤任”。朝廷复旨:“着即撤任,听候查办”,是充分支持的表示,那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穷追猛砍了。刘铭传紧接着便又狠狠参了刘璈一本,指他“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
结果,不仅“革职查办”,竟是“革职查抄”。军机处承旨,连发两道“廷寄”,一道给刘铭传:“刘璈革职拿问,交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派大臣,到闽查办。”刘璈在任所的资财,责成刘铭传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一道是给湖南巡抚,张佩纶的第二位老丈人卞宝第,去抄刘璈在原籍的家。
此外还有一道明发:“命刑部尚书锡珍,驰驿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向来钦差大员查办要案,多用假地名隐饰,明明是往四川,偏说到湖北,象这样的障眼法,原是瞒不住人的,明眼人一望而知是查办刘璈。
左宗棠当然要展开反击,上奏攻讦刘铭传弃基隆的详细情形,指他丧师辱国之罪,过于徐延旭、唐炯。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所奉到的复旨是:“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过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卧疾的左宗棠,受此羞辱,病势剧变,不能不再一次奏请开缺。当然,一道温旨是少不了的,准他交卸钦差大臣的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尽管回湖南安心静养。又恭维他“夙著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随时奏闻,用备采择。”同时叮嘱:病体稍痊,立刻回京当他的大学士。
这道惓惓于老臣的温谕,寄到福州,左宗棠神明已衰,无从感念圣恩了。延到七月二十七子时,一瞑不视,当时由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濬会衔出奏。奏折慢,电报快,福建营务处电致北洋衙门,到第二天中午,京里就得到消息了。
这是意外,然而亦非意外。左宗棠到了福建,诸事不甚顺手,他虽以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节,或者差相仿佛,但宁静致远的修养却差得多。由于对法军只好“望洋兴叹”,抑郁难宣,因而肝火极旺,终于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这些情形,京中亦有所闻,料知他不久人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国家的元勋,慈禧太后一向优礼老臣,自然伤感。而醇王回想左宗棠入京之初,气味相投,论公,保他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论私,以亲王之尊,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作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大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
这些情形,在阎敬铭当然了如指掌,他虽不赞成旗兵加饷,但却赞成裁勇,料想一定会招致各省督抚的反对,为了先声夺人,特意在疆臣领袖的李鸿章到京的前一天,请旨颁发了一道上谕,在引据薛允升的原奏以外,将各省军需的积弊,统通都抖了出来,严饬切实整顿,限期在本年十一月内定议。而此时降旨,在希望首先打通李鸿章这一关的用意,是相当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