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端不平的一碗水

乌台诗案前后，赵顼并没有停止改革进程，除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进行调整、继续推行新法外，还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宋初的官制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很少设置。

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宫中设置中书、枢密院，中书管朝政，枢密院管军事，称为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

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都不设专官，由其他官员兼任。

知制诰起草对外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起草对内诏书，称内制，合称为两制。

修史由三馆负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副相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分领三馆。

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但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这个职位，一旦获得学士职位，便成为名流。还有殿阁等官，也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但没有定员，大多由其他官员兼领虚名。

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决定对官制进行改革，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两人负责这件事。九月，出台新的官制，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等等。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

北宋初年，朝廷官员的派系之争并不很明显。其原因在于，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在群臣当中，只要有结朋党的苗头，都会遭到惩罚，或罢官，或逐出京城。例如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支持。结果，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四人被认为是朋党，一齐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去了。使得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朝廷的官员就分为新旧两派，或称新旧两党。

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继承了王安石的衣钵，属于新派。

旧派是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

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是主张守旧。世称胡瑗做安定先生；孙复做泰山先生，周敦颐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程灏、程颐为道学二程。

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极不相容，打破了宋初无朋党的格局。新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有皇帝赵顼撑腰，而且还长期占据宰相之位。因此，在气势上，新派压过了旧派，旧派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很多旧派人物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贬出京城。

赵顼改革了官制后，有意在新旧两派之间一碗水端平，适当引用被压制的旧派人物，并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确表达了起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的想法。司马光目前赋闲在西京洛阳。

王珪、蔡确听赵顼说要用司马光，非常惊慌，因为司马光重新出山，势必使旧派人物得到重用，这样就会减弱新派的势力，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

吴充此时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他退朝之后，担心司马光出任御史大夫后会削弱新派的地位，便找蔡确商量对策。

为了阻止司马光进京，为了个人的利益，蔡确竟然不顾国家利益，想出了一个收复灵州的办法，以转移赵顼的工作重心，借以阻止司马光入朝。

赵顼欲端平一碗水，平衡新、旧两派的力量，竟然被王珪、蔡确从中捣鬼，引发了一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

2、不该发生的战争

王珪采用蔡确的建议，向朝廷推荐俞充出任庆州知州，随后，指使俞充向朝廷上平西夏的策略。好大喜功的赵顼看了俞充的奏表，果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夏一战的问题上，无暇顾及司马光的问题。

赵顼仍然命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下令百姓养马，准备西征。

薛向认为养马会给百姓带来不便，建议取消这项政策，以致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被贬往颍州做了知州。冯京也请求离职了。赵顼便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熙宁四年（1081年）四月，俞充又从庆州传来消息，说西夏出现内乱，梁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国主秉常，处死了亲宋的夏将李清，夺取了西夏政权。他建议朝廷乘机出兵，攻占西夏。

赵顼认为征伐西夏的机会来了，立即诏令熙河经制李宪等人，召集陕西、河东的五路兵马，准备征伐西夏，并命鄜延副总管种谔立即进京汇报情况。

种谔是一个夸夸其谈，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熙宁初年，他曾擅自向西夏开战，点燃了宋西面的火药桶而受到朝廷的处罚。他在边廷接到诏命后，立即快马加鞭地赶往汴梁。当他得知赵顼欲西征的意图，并向他探听西夏虚实的时候，立即来了精神，认为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到了。他不假思索，口若悬河地说，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梁太后篡政后，西夏是女人当国，人心不稳，宋军一到，即可踏平西夏，活捉李秉常。言下之意，宋军征讨西夏犹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

赵顼听了种谔的奏对，更加坚定了征伐西夏的决心。他以为西夏不足畏，取西夏犹如到自家菜园摘菜一样容易。

熙宁初年，赵顼曾向老宰相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当时曾经告诫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七年（1074年），宋、辽因边界问题出现纠纷，赵顼欲兴兵伐辽，当时太皇太后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早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其实，太皇太后的这句话，放到现在仍然适用。可惜，赵顼将富弼与太皇太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发动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第二天，赵顼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宣布了西征的决定。尽管遭到了孙固和吕公著的极力劝谏，仍然没有改变他西征的决定。

赵顼下达了出征命令：李宪从熙河、种谔从鄜延、高遵裕从环庆、刘昌祚从泾原、王中正从河东，兵分五路，同时向西夏进军。并诏命吐蕃首领董毡带兵一起出征。

孙固见朝廷命李宪为帅，非常吃惊，他认为李宪是个宦官，根本就不会领兵打仗，不能胜任西征军统帅之职。

“宦官不能为帅吗？”赵顼反问。

“当然不行。”孙固肯定地说，“出兵打仗是军国大事，以一个阉人为帅，难道说朝中无将、中国无人吗？前线将士，能听一个阉人的命令吗？”

赵顼不耐烦地说：“这是朕的命令，谁敢不听？”

孙固见赵顼铁了心要命李宪为帅，只好不再说这件事，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五路出兵，谁统一指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人，在战场上会乱套的。”

“朕岂不知要有总帅吗？”赵顼说，“只是还没人能胜任总帅之职。”

吕公著附和着说：“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当然要有一个总指挥，既然无人能胜任总指挥的职务，就不要出兵吧！”

孙固接口说：“公著所言极是，请陛下三思！”

赵顼沉着脸说：“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多说了。”

孙固、吕公著撞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退朝之后，赵顼刚刚坐定，高太后打发人请他立即进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赶进宫，见过礼之后，高太后劈头盖脸地问：“听说皇帝分兵五路征伐西夏，可有此事？”

“是！”赵顼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高太后问道：“高遵裕为其中一路的主帅？”

赵顼点点头，表示有这么回事。

“不行！”高太后断然说，“这一路军马要撤回来，不然要误大事。”

赵顼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高遵裕是我的伯父，我对他的为人最清楚。”高太后说，“他对朝廷的忠心无话可说，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气度太小，贪功，命他镇守边关可以，命他领兵打仗不行，不但不能建功，恐怕还要误事。”

“母后不必多虑。”赵顼说，“经略使（高遵裕）在环庆威声很高，不会临阵失机！何况是五路兵马并进，他既然容不得别人战功高过他，打起仗来肯定是不甘人后，这正可以促成他争建战功。”

高太后知道赵顼个性刚愎，听不进劝告，只得说：“我可把话说前头，到时出了事，不要说母后没有提醒你。”说罢，退入后宫去了。

西夏的密探打探到宋廷分兵五路征伐西夏，立即将军情报告西夏国母。

梁氏得此情报，急忙召集众将商量防御之策。西夏众将得知宋兵来犯，个个摩拳擦掌，他们说李宪是一个宦官，不懂带兵打仗，种谔是西夏的败将，不可足勇，宋廷无将，那些带兵的人，都是酒囊饭袋，是来送死的。并说如今秋高马肥，正是打仗的好时候，都主张分兵迎敌。

有一位老将却力排众议，他主张坚壁清野，以避宋军的锐气；在灵州、夏州集聚重兵，以逸待劳；再派精兵截断宋军的粮道。这样，宋军就会不战自乱，到时，数十万宋兵别说打仗，退兵恐怕都来不及。待到宋军溃退之时，诸位将军要怎么杀就怎么杀，人人都可以杀个痛快。

老将的谋略，得到了众人的赞同。梁氏便采纳了这员老将的建议，传令众将依计而行。

宋军兵分五路向西夏境内挺进，一路上，西夏的军队略为抵抗后，便向西夏的纵深后撤，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

在宋军眼里，西夏军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在夏军的心里，这是诱敌深入。两军将士各怀心事，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猫，对方是老鼠。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和吐蕃首领董毡的三万兵马，杀入西夏境内，攻占了西市新城，袭取女遮谷，收复古兰州，一路连捷，居然在开幕筑城，设置帅府。

种谔率鄜延九万三千兵，出绥德城攻占了米脂城。直逼夏州，驻军于索家坪。

王中正率河东兵攻占宥州。

高遵裕这一路，率领步兵骑兵八万七千，出庆州杀奔西夏，收复清远军。

刘昌祚这一路，领兵马五万六千，出泾原杀奔西夏，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逃往灵武。

五路军纷纷告捷，赵顼在京城得到捷报，欣喜若狂，下令李宪统领五路军，直捣夏都。

宋军将士见攻入夏境之后，一路顺风顺水，连连告捷，以为西夏不过如此，其实，他们正在朝一个死亡的陷阱里跳。

种谔从米脂城出发，攻克石堡城，驻军索家坪，直指夏州。准备粮草一到，便起兵攻打夏州。正在此时，突然接到后军来报，说押运粮草的部队遭到夏军伏击，粮草辎重全被夏军劫走。

士兵们听说粮草被劫，顿时骚动起来。大校刘归仁听说粮草被劫，心中恐惧起来，自知这个仗已没法打了，也没与种谔打招呼，带领自己的士兵逃跑了。宋军本来就军心已动，见有军撤退，以为是要撤退了，便一窝蜂地跑，种谔的命令已经失去了作用。恰在此时，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可怜宋军人马，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途中还遭到夏军的截杀，退回鄜延，剩下不足三万人马。

王中正从宥州出发，进军至奈王井，粮食耗尽，后面的粮道被夏军切断，无奈之下，也只得撤军，退回庆州，计点人马，冻饿死亡者接近一半。

刘昌祚率兵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向灵州败退，宋军追到灵州城下，将灵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刘昌祚命令部队向灵州城发起猛烈攻击，眼看破城在即，突然接到高遵裕停止攻城的命令。刘昌祚是高遵裕的部属，不得不服从军令，只好下令停止攻城。

原来，高遵裕在进军途中，得知刘昌祚正在攻打灵州。他担心刘昌祚攻破灵州，独建不世之功，立即传令停止攻城。一念之差，使宋军丧失了破城良机。高太后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高遵裕三天之后才赶到灵州，此时，刘昌祚军的士气已泄，高遵裕的部队长途奔驰，也是疲惫之师，而灵州城中的夏兵经过休整部署，防御更加严密，守卫更加顽强，宋军连续围攻十八天，灵州城固若金汤，宋军难越雷池一步。

正在两军酣战之时，夏军的一支人马悄然决开黄河七级渠，滔滔的黄河水，以泰山压顶之势奔向宋军。

高遵裕、刘昌祚只顾攻城，没有防到夏人这一招，顷刻间，数万宋军身陷汪洋之中，淹死过半，此时正是隆冬天气，气候奇冷，有幸没有淹死的人，因衣服被水湿透，又冻死了二万多人，侥幸逃得性命，又遭到夏军的追杀，高遵裕一路逃回庆州，刘昌祚一路逃回泾原，所剩残军，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这一路，因有收复古兰州之功，加之是他最先向朝廷报捷，赵顼命他为五路大军的总指挥，直捣夏都。

李宪领兵东上，在天都山下安下营寨，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毁坏馆库，杀败夏军，进驻葫芦河。当他得知其余各路失败的消息，不敢再进，立即班师。

五路大军，全线溃败。当时有一位随军出征的官员写了一首《西征诗》，记录了灵州城下的惨状：

青岗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

宋夏双方战事的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五路大兵，出兵时约定到灵州会合，四路兵马都到了灵州境内，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同一下场——惨败。唯李宪这一路没有到灵州，因此，他的损失最少。

灵武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赵顼正要就寝，惊得他从床上爬起来，急得挠脑抓腮，绕床疾走，整夜都不曾入睡，从此便染上了疾病。

事后他对左右说：“朕遣兵西征的时候，孙固力谏不可，朕以为他是迂阔，不肯听他。太后也说高遵裕不可使领兵、任攻取，朕也不听，如今果然遭此大败，悔之晚矣！”

按罪论罚：高遵裕贬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刘昌祚、王中正都受到降职处罚。唯独李宪不加罪。

孙固认为，各路兵马都到了灵州，唯李宪没有到，依军法论处，李宪当斩，现在不但不杀他，竟然连处分都不给，不合理。

赵顼便降诏责问李宪，自要他说明擅自退兵的原因。

李宪上表申辩，称因为粮草运输没有跟上，部队没有粮食吃，只好退兵。并说他正在筹办粮饷器械，图谋再举。

李宪的狡辩，迷惑了赵顼。过了两天，李宪再上进攻西夏的策略，赵顼授他为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兼知兰州，并命李浩为副。

吕公著再上书谏阻，赵顼仍然不从，吕公著托说自己有病，请求辞职，赵顼命他为定州知州。

此时官制改革已经确定，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

赵顼命王珪为尚书左仆射，蔡确为尚书右仆射，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

3、再败永乐城

灵州之战虽然失败了，赵顼并没有放弃消灭西夏的愿望，李宪很会揣摩赵顼的心事，他知道皇上开疆拓土的决心并没有变，于是就投其所好，提议再伐西夏。赵顼正在犹豫之际，种谔又向朝廷奏报，建议在横山筑城寨，取高屋建瓴之势以俯瞰夏境，并主张从银州进兵征讨西夏。

这个建议是延州知州沈括提出的，种谔因为西征吃了败仗，想有一个建功的机会，便把沈括的建议上奏朝廷。

赵顼非常重视种谔的意见，立即派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到鄜延去落实筑城之事。

王安礼认为徐禧志大才疏，不可大用，奏请赵顼改派他人，赵顼不听。

李舜举领旨后去见宰相王珪，对王珪说：“古称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相公当国，怎么能把这样的大事交给两个内臣呢？我们这些内臣，只能做些打扫卫生的后勤工作，怎么可以做将帅的重任呢？”

李舜举的态度很明确，打锣卖糖，各做各行，他和徐禧都是宦官，只能做一些侍候皇上的事，领兵打仗是将帅们的事，不应该让他们来做。他的话，说出了宋朝的一个普遍问题，能带兵打仗的将帅靠边站，不会打仗的却去领军杀敌。

王珪心里有愧，笑着说：“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老朽与你同殿为臣，不会领兵打仗，不能到边廷建功立业，正要借重你绥靖边疆，使朝廷无忧，我才好做太平宰相。你和徐禧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正该出将入相，为朝廷出力，怎能说不能为帅呢？”

李舜举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口气，只好退出。

徐禧和李舜举到达鄜延，徐禧察看了地形后，不赞成筑城横山，要将建城地址选在永乐。

种谔认为，横山控扼险要，地势居高临下，俯视兴州、灵州，进可以直捣西夏巢穴，退可以自守，是筑城的最佳地点。征伐西夏，要从银州进军。

徐禧则认为，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的交汇地，但旧城东南面已被河水淹没，西北又阻天堑，不如永乐地势险要，应筑城于永乐。

种谔则说，永乐距银州只有二十五里，是银州的冲要，在此地筑城，西夏定要力争，筑城不能有所益于国家，反惹起西夏的战争，这是失策。

徐禧则认为，筑城于西夏必争之地，要让西夏感到恐惧，这才能显上国的威风，如果怕他来争，还能坐镇边疆吗？

两人为筑城地点相持不下，只好上奏朝廷。

赵顼不明底细，竟然采纳了徐禧的建议，舍横山而筑城永乐，并诏命徐禧带领诸将前去兴筑，命沈括为援应，陕西转运判官李稷负责粮饷供应。

徐禧奉诏后，因与种谔意见不合，奏请留种谔守延州，自己亲自率众将前往永乐筑城。只用了十四天时间便筑成。

赵顼大喜，赐新城名银川寨。

银川寨距离银州二十五里，地当银州要冲，为夏人必争之地。徐禧等去后不到十天，西夏便遣铁骑二千，来攻银川寨。

曲珍派人飞报徐禧。徐禧命沈括留守米脂，自己与李舜举、李稷等驰援银川寨。

徐禧率援兵刚到银川寨，西夏已调集全国三十万大兵来攻，显然，西夏对于银川寨是志在必得，这个结果，正是种谔担心的事情。

大将高永能见夏军蜂拥而来，建议乘夏军立脚未稳之时，打他个措手不及。

徐禧呵斥道：“王师不鼓不成列，怎可乘人未曾布阵，便施攻击呢？”意思是他要与夏军堂堂正正地打一仗。

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徐禧错过了一次打击夏军的良机。曲珍见漫山遍野都是夏兵，将士们面有惧色，建议撤军回城，以图良策，遭到徐禧一顿呵斥，只得列阵河边。

西夏军铁骑先行渡河。

曲珍见状，急忙说：“这个是铁鹞子军！乘他半渡之时发起攻击，定可得胜，若等他渡过河，占据有利地形，横冲直撞，将会势不可挡！”

徐禧却说：“我正要他渡过河来，若半渡便去击他，不能消灭他们，反而会使他们乘机逃脱，岂不是要留下后患？”

徐禧不懂兵法，又一次丧失了击敌的良机。在他的眼里，似乎夏军就是来送死的，宋军已经稳操胜券。

曲珍见徐禧根本就不会打仗，忍不住长叹道：“大势去矣！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西夏铁鹞子军见宋军并不出击，迅速抢过河，过河后也不列阵，直接向宋军冲杀过来，锐不可当，紧随其后的大批夏军纷纷过河，一齐杀奔宋军。曲珍部众不能抵挡，立即溃败而逃。

徐禧见势头不好，早拨转马头，一溜烟逃进城中。曲珍带着败兵退入城中。

西夏三十万大军将银川寨围得水泄不通，并切断了水源。徐禧束手无策，只能靠曲珍的部队与夏军浴血奋战，勉强守住城池。城中没水，士兵们到处挖井，很多士兵活活地渴死。

李宪与沈括虽然引兵来救，都被西夏军所阻。种谔怨恨徐禧，按兵不动。银川寨的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釜底游鱼。

银川寨里的将士因饥渴，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半夜时分，突然又天降大雨，城中一片混乱。西夏军乘势攻破银川寨。

徐禧、李舜举、李稷等死于乱军中，唯曲珍丢盔弃甲，在乱军中逃脱。

永乐城一战，宋军阵亡将士二十余万。西夏兵追到米脂，沈括闭门死守，西夏兵攻打数天不下，撤兵退走。

自熙宁年以来，赵顼数次用兵西陲，所得地盘仅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城，阵亡将士数十万，耗用钱谷银绢不计其数。永乐一役，败得更惨。

沈括因此而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曲珍降职为皇城使。

永乐城之战，彻底击溃了赵顼平夏的信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西征，在军事上，宋朝也由攻势转为守势。

宋朝不再西征，西夏人并不甘心，仍然在宋夏边境东侵西扰，并致书泾原总管刘昌祚，责问宋军侵略西夏。刘昌祚将西夏的书信转呈朝廷。

赵顼无话可说，只得令刘昌祚答应来使，同意与西夏通好。

西夏遣使来朝，上表“乞还侵地，仍效忠勤”。

赵顼下诏，说宋不会对夏用兵，也希望西夏遵守盟约，但只字不提西夏要求归还被宋夺取的土地。

西夏使臣走了之后，赵顼下令陕西、河东经略司，所有收复的城寨，巡逻兵不得超出二三里的范围，对西夏的赏赐，仍按以前的数额拨付。

夏主再次上书，要求宋廷归还失地，赵顼仍然不答应，夏主便心存二心，伺机报复。

刘挚劾奏李宪，说永城之败是因李宪贪功所致，应受到惩罚，李宪被贬为熙河安抚经略都总管。

元丰七年（1084年），夏主李秉常率兵八十万，围攻兰州，连续攻打十昼夜，李宪竭力御守，保得城池不失，李秉常因粮饷已尽，不能继续攻打，引兵退去；不久，又攻打延州德顺军、定西城及熙河诸寨，都没有得逞；转围定州，也被宋军击退。李秉常四出无功，只好收兵，宋夏暂时停止战争，依然通好。

4、破灭的梦想

十二月，司马光历经十九年著成《资治通鉴》一书，这本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备列事目，又参考群书，评列异同，共二百九十四卷。司马光将书送呈供御览。

赵顼见了这部《资治通鉴》，非常喜悦，夸赞说，这是一本前代不曾见的伟大著作，比荀悦作的《汉纪》要好多了。于是授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有一天，赵顼正在批阅《资治通鉴》，正好蒲宗孟进见奏事，赵顼拍拍书说，如今天下人才寥落，幸得还有一个司马光。

蒲宗孟对司马光心存嫉妒，随口回答说，人才多半被司马光的邪说引坏了，陛下怎么反而这么说呢？

赵顼正在兴头上，听了此话很生气，逼视着蒲宗孟说：“你不喜欢司马光，是吧？朕以前曾命他到枢密院任职，他固辞不受，满朝文武，放着高官不做的，惟司马光一人，谁能比得上他？”

蒲宗孟碰了个大钉子，满面羞惭，默默退出。

次日早朝，赵顼罢免蒲宗孟，用王安礼为尚书左丞，李清臣为尚书右丞，调吕公著知扬州。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赵顼患病，高太后命人求神拜佛，祭奠宗庙，然而，赵顼病情不但未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大臣们乱作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立太子。赵顼似乎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

赵顼有十四个儿子，有八个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所存的六个儿子，年龄最大的延安郡王赵佣只有十岁。而两个同母所生弟弟岐王赵颢三十六岁、嘉王赵頵三十岁，论声望、凭地位，讲出身，都有资格做皇帝。岐王是昌王改封，嘉王即乐安郡王改封。

员外郎邢恕想立异邀功，想在岐王赵颢、嘉王赵頵两王中选定一个皇位继承人，他去征询蔡确的意见。

蔡确犹豫了半天说：“太后的意见如何？”

邢恕信心十足地说：“岐王、嘉王都是高太后所生，母子的感情当然比隔一代的深厚，在她的儿子中立一个做皇帝，高兴都来不及，能不同意吗？”

蔡确想了想说：“还是先奏知太后，有了旨意再说吧！”

邢恕满怀信心地去拜访高太后的侄儿高公绘兄弟，寒暄过后，邢恕对高氏兄弟说，延安郡王年纪太小，岐王、嘉王都很贤明，他们都可以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高公绘听了邢恕之言，脸色大变，不客气地说：“这是皇家的事，我怎么能插嘴，你这不是要害我高家吗！”说罢，立即起身送客。

邢恕碰了一个钉子，无奈之下，只得败兴而归。

邢恕和蔡确见阴谋不能得逞，只得另想他法。

朝中大臣对册立太子一事蠢蠢欲动，两位亲王也极为关注，他们到宫中探视皇上病情的次数也多了起来，躺在病床上的赵顼似乎觉察到两个弟弟的意图，但也只能“怒目视之”。两位亲王并常以请安为名，进宫谒见高太后，试图探听或议论立储之事。

高太后出身尊贵，她的曾祖父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妈是仁宗皇帝的曹皇后，曹皇后视为己出，自小收养在宫里，与英宗皇帝是青梅竹马。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主持了两人的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高太后经历了仁宗、英宗、赵顼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赵顼朝的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算得上是见多识广，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两位亲王的一举一动，并没有逃过高太后的眼睛。她见两个儿子居心叵测，立即有了警觉，当日，岐、嘉两王进宫探视赵顼病情，高太后冷着脸对两个亲王说：“从今天起，暂时关闭宫门，你们就不要进宫来，因为皇太子还没有立定，难保臣下没有立异的想法，免得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引避嫌疑为好。”

两位亲王知道太后说话的分量，受命之后，匆匆退出，各自回到王邸，闭门谢客，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高太后禁止两位亲王出入赵顼的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她也加快了立储的步伐，暗中安排人赶制了一件十岁孩子穿的皇袍，以备不时之需。

高太后在宫中做好了准备，邢恕、蔡确两人也没有闲着，两人密议，决定拥立赵佣，夺册立之功。

邢恕和蔡确议定约请王珪一同进宫探视赵顼的病情，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侧，只要王珪稍有异议，便把他杀掉。岂料人算不如天算，蔡确、邢恕布置停当后再约王珪时，王珪早已进宫去了。

三月初一，王珪进宫受赵顼顾命，草诏遗诏，册立延安郡王赵佣为皇太子，赐名赵煦，高太后代理军国大事，垂帘听政。

五天之后，赵顼驾崩。

赵顼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他的梦想破灭之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赵顼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次，享寿三十七岁，后归葬永裕陵，庙号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