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乃裳，是福建闽清人，1849年生于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他大约于1900—1904年间率众到沙捞越垦荒。在出国前，他还有一段值得一说的经历。

由于家贫，黄乃裳童年时代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基督教也传到了黄乃裳的家乡。1866年，18岁的黄乃裳，皈依了基督教。在教会里，黄乃裳除了诵读圣经外，还勤奋地学习英文和文化科学知识，初步接触了西方文明，了解了哥伦布、华盛顿的事迹，萌发了中国要“步美国后尘”、“以共和致强与富”的思想。1876年，27岁的黄乃裳半途出家，立志学习八股文。他这么做是为了“读书博科名”，走科举当官的道路。他在第二年成了秀才，后来在乡试中又中了举人。1897年，黄乃裳到北京参加会试，被选为拔贡。应该说，这时期的黄乃裳在读书当官的道路上，是颇为得志的。但黄乃裳却陷入痛苦之中。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了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而黄乃裳的弟弟黄乃模是“致远号”军舰的副管带，在甲午海战中和正管带邓世昌一道壮烈殉国。国难家忧，黄乃裳悲愤到了极点。在北京期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展开，年轻的黄乃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戊戌变法，他奔走于维新运动代表人物之间，自己曾先后八次上书光绪皇帝，献改良之策。然而，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失败了，黄乃裳被列进慈禧太后要拘捕的200名维新分子的黑名单中的第11名，处境很艰危。他悲叹：“呜呼，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gang刚〕风。”在朋友的帮助下，黄乃裳逃回福建，为避开慈禧太后的淫威，也为了给贫苦的乡亲找到一条活路，他决定“下南洋”去。

1899年，他到达新加坡，住在女婿林文庆家里。第二年，他遍历南洋的英、荷殖民地，进行考察，物色垦殖场，但条件均不理想。最后他到了沙捞越，对位于拉让江畔的诗巫(Sibu)地区进行了13天的实地考察，发现这里丛林蔚茂、平原广阔、人烟稀少、土质膏沃，并且有灌溉舟楫的便利，很适于垦殖，于是便选定这里为垦场场址。1900年5月，黄乃裳与沙捞越王(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布鲁克二世签订了农垦条约17条，垦场命名为“新福州开垦公司”，诗巫也改名叫“新福州”。垦约规定：沙捞越英政府贷款给中国移民，贷款在六年内偿还；沙英政府准许移民在诗巫拉让江两岸垦种，每一成年人三英亩，20年内免税，期满后，一英亩年纳税一角；政府如果要征用移民耕地，必须按地价收购，以补偿损失。垦约还规定，中国移民有相当的自治权。垦约第13条写明：“不准任何人在垦场内开赌”，“至于鸦片，不准外人在垦场内售卖”。这一条款打破了一个恶例：历来南洋地区的大垦场主都必然在垦场内开赌场，包卖烟、酒，牟取不义之财。

垦约签订之后，黄乃裳就动身回国招工。三年之内，他从邻近福州的侯官、闽清、古田、永泰等县招募了1100多人，先后分三批到达诗巫。

万事起头难。开始时，移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劳动条件也非常恶劣。他们使用从中国带来的犁、耙等农具，冒着热带雨林湿热的瘴气，驱赶出没无忌的毒蛇猛兽，垦荒种植，种上了蔬菜、番薯、木薯、玉米、芋瓜等速生作物，后来还种上了稻谷并获得了丰收。他们居住的是十分简陋的“亚答厝〔cuo错〕”，即用“亚答”叶铺盖成的简易草房，睡的是“大统铺”式的连床，炊具简单，甚至有两三家合用一釜的。由于水土不服，生活艰苦，不少垦农患病或死亡。当时在垦场里流行着“今天去埋人，明天给人埋”这样的话，其艰苦状况可见一斑。作为垦场主持人(俗称“港主”)的黄乃裳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说自己“冒险艰、糜〔mi迷〕金钱、竭心力，任劳怨”，“食与共席，睡与同榻”，备尝艰辛。由于积劳成疾，胃病加剧，1903年他甚至感到自己已不能久于人世，竟写下了自挽联：“平生所愿事多违，差幸闻道壮年，天若有心，期尽藐躬分内事；故土每愁人太满，远辟殖民小局，我虽撒手，仍留余地后来人。”幸两个月后痊愈。

在黄乃裳的组织、带领下，1000多名中国垦农，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努力，将昔日荒芜的诗巫拓展成了初具规模的“新福州”垦场。垦场除种植粮食外，还发展了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在这个新垦场里，学校、教堂、医疗机构也办起来了。

当时的地方官员、报章对“新福州”和中国垦农的业绩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具有清醒头脑、勤力、守法、成家立业之精神”。新福州垦场“其田园皆井井有条，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于世之中华农民之手”。这些评价是很符合实际的。

正当垦场建设初具规模，各业渐次发展时，黄乃裳却在1904年6月悄然离去，并且再也没有回过倾注了他心血的“新福州”。他的离去颇为蹊跷〔qi qiao七敲〕，主要原因是他碰到实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他在坚持垦约第13条禁售鸦片的规定和英殖民主义者发生了冲突，后者为增加收入，一再施加压力要在场内出售鸦片，而黄乃裳则硬顶着。此外，“新福州”的1000多名垦农的一切费用都是以黄乃裳的名义借来的，以至他债台高筑，在几年里他总共亏蚀了四万余元，经济上的拮〔jie洁〕据，使他难于维持下去。此外，这个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而黄乃裳在戊戌变法后，在政治思想上就和康梁分道扬镳〔biao标〕，认识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国”，他决心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黄乃裳是1924年病逝的，他生命的最后20年是和辛亥革命、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虽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仍努力进取。1918年元旦，进入古稀之年的黄乃裳撰联寿己：“问已往于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愿以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这很能表明他终生奋进的心迹。

黄乃裳的名字在马来西亚第三省省会诗巫是为许多人熟知的，在市区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学校，还矗立着他的铜像，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华人仍然讲着福州方言。在他的家乡也设有黄乃裳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