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在公元7世纪即唐朝时开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朝代，对外贸易、航海事业都很发达。这时期就有些中国人旅居海外，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唐朝的高僧义净，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去印度研究佛经，归途中，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后共十二三年。有学者认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之一。公元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述了公元943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该岛上从事种植业。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国人最多，他们是在黄巢起义(9世纪末)失败后避居在这里的。这说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华侨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时，华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唐朝强大，经济文化影响遍于四邻各国，国际威望很高，因此华侨总豪迈地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华人大批出国，并且在某些国家开始形成华侨社区是在宋朝。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公元10世纪，宋朝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宋朝的手工业、商业兴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为发达。发展和南洋各国的贸易往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这些，为中国人去南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华侨下南洋，乘的是风帆，要依靠季候风向，有些人错过返航的季风，只好在当地住下来，待次年再北返。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为便于商品交易，渐渐有中国人居住下来，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显然，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华侨。据中国史书记载，中国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罗洲等地颇受礼遇，他们和当地人民的关系融洽友好。

元明两朝(公元1271—1644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时期发达，这样，移居南洋的中国人就更多了。14世纪时，印度洋的航运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着当时举世无双的舰队，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4个是在南洋。郑和的远航，增进了中国和南洋诸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维护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为华侨的出国和他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华侨在元明时期已广泛分布到南洋各地。他们开发侨居地，并形成了华侨的“新村”。在爪哇的麻喏巴歇(Majapahit)帝国有几处要地都有这样的“新村”，人数相当可观，多的达到1000多户，大部分来自广东、福建南部沿海地区。其他如菲律宾、暹罗、马来亚均有类似的情况。据传说，郑和的船队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陆，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个岩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这里休养、垦殖，使这个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成了一座纪念郑和(“三宝太监”)的城市，叫三宝垄(Semarang)。这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宝垄，最早是中国人开发的。这一时期，有许多华侨与南洋各国的当地民族杂居、通婚，并开始同他们融合起来。

从16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期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南洋华侨人数急剧增加，活动的区域更为扩大。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闽粤两省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冒险出洋，寻求活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闽粤两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经商而不回来的人也多起来了。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政治动乱，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这是中国人较大批出国的原因。从南洋各国的情况看，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这一地区，到19世纪末，除暹罗外，整个南洋地区，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为掠夺东方的财富，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而又有较高技能的中国劳动者。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诱引到南洋去当华工。这样，华侨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难者外，华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的人数已接近100万，分布更为广泛，出现了更多的华侨聚居区。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城市，华侨都在万人以上，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鸦片战争前长达10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不断移居南洋，最后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浓郁的中国南方特色的华侨社会。华侨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商人到南洋经商而定居，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为谋求活路而远走他乡，这些都可看作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国内发生政治动乱，为躲避战乱、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为长期侨居在外的中国人，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华侨出国达到高潮，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