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符经》的出现，是对我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总结。它的问世及广泛传播，表明我国古代人民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

在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就说过，与其崇拜天而赞颂它，不如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荀子坚信，努力生产就一定富足，人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必去敬拜鬼神。那个时代，人们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可以抵御水旱灾害；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医学有很大发展，可以挽救很多垂死的生命；人们通过数学运算，能够预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人们想，天上的星星怎么走都能掌握，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认识、不能掌握的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充满了自信。后来，社会生活虽屡经变迁，但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并没有消失。

但是，人们的要求有时超过人们的实际能力。人发现药能治病，于是就想，假若有一种药，能让人永不得病，不就可以不死了吗？不过这样的药不是普通的药，而是一种特别好的药，于是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又自己炼制，企图使自己长生不死。

还有一些人，企图冬天制造出雷电，而夏天造出冰块。唐代末年，谭峭写了一本《化书》，说有些人想移山造河，有些人想制造动植物新种，甚至想让马儿飞，想让鱼儿跑。

古人的种种奇想，有些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空想，如长生不死。有些则是有益的科学幻想，一旦条件具备，就能实现。

奇想会导致荒唐，奇想也推动着人类进步，人们为实现这些奇想而不断前进，这就日益使人们相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至少是在魏晋之际，一部《龟甲经》上写道：“我命在我，不在天地。”这样的话，后来被许多道教著作反复引用。

中国古代，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三种主张：无为的、顺天道的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无为的主张以老庄为代表，他们主张保持事物的本性，否认人为地干涉事物的自然过程。他们反对络马穿牛，反对使用机械，甚至反对一切技术进步，反对一切认识活动。第二种主张顺从天道，这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这种传统不反对人为，但认为人为只应是帮助自然界，或叫帮助天，去完成自然界本来应该完成的过程。比如水往低处流，你开沟渠，引水灌田，导河入海，治理水患，这都是对的。但要想引水上山，旱地行船，这就是不顺天道。儒家说的圣人“辅相天地之宜”，圣人可以“赞天地化育”，“与天地相参”，就是这种主张。第三种传统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希求成仙的炼丹术士。人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过程，是天道，但他们却要让人不死，其手段是千方百计炼制丹药和黄金，然后服食，或者千方百计进行身体锻炼。他们相信，只要方法正确，就能达到目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天道的局限。

绝对的无为，就不会有人类一系列的进步；只讲顺从天道，也会大大束缚人的手脚。比如农业上“天时”、“土宜”是天道，但有人囿于土宜的原则因而排斥引种、移植。主张“我命在我”，其极端就是不顾客观规律，这是炼丹术士们炼金不成、求仙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过，主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毕竟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最积极的主张。假如和顺从天道相结合，就会是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正确主张。

人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践活动，有许多都是既顺从天道又积极行动的实践活动，并且也有相应的理论表现。如《吕氏春秋》中《尚农》四篇，就一面主张顺从天道，一面主张积极地改良土壤。唐代刘禹锡主张“天人交相胜”，就是企图从一般原则上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和顺从天道结合起来。

但是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企图有的只限于某些局部，如《吕氏春秋·尚农》等讲的只是些农业生产中的局部问题；有的则往往偏于一面，如把络马首穿牛鼻也说成是保持事物的天然本性；有的则把二者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开。如荀子主张“制天命”，却又主张“不与天争职”。如刘禹锡主张有时天胜人，有时人胜天，有些问题上天胜人，有些问题上人胜天。一般说来，他们都没有能够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阴符经》中，顺从天道和改造自然达到了有机的结合。顺从天道是前提，而天道的基本内容是五行生克，懂得了五行生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这样，顺从天道的本身包含着对自然的积极改造，而改造自然本身又是遵循着天道，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统一的，不是分开的。同时，它也不只是对某些局部情况的说明，而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普遍原则。

《阴符经》所阐述的原则，既是对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界实际关系的总结，也影响着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我国古代科学，曾经长时期地居世界领先地位。其中许多发明创造，都是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如纸，如火药，它们都是人类创造才能的产物。至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思想，则比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跑得更快，更远。

《阴符经》的主张，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要求获得了一种理论的形式。所以在《阴符经》以后，人们就常常援引《阴符经》，把它作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想根据。

思想来源于实践，然而人们的思想往往比人们的实践要跑得更快，并且会带动和引导人们的实践。当人们在一个方面有了创造发明以后，就希望在另一方面也有创造发明。当人们在几个方面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以后，也往往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的力量，甚至会做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事情。

《阴符经》出现以后，首先还是受到希求神仙长生的道士们的注意，并且成为道教的经典。道士们利用《阴符经》，为自己希求神仙长生辩护，为道士们施行的各种法术进行辩护，其中最重要的是呼风唤雨。

宋代道教，兴起了一个新的道派：雷法派。他们的宗旨，是“祈天福国，弘道化人，役使雷霆，坐召风雨，斩灭妖邪，救济旱涝”(《清微神烈秘法·雷奥秘论》)。他们的领袖人物不断受到皇帝的召见和重用，其中林灵素最得宋徽宗宠信，甚至权倾朝纲。这一派的理论就深受《阴符经》的影响。《清微道法枢纽》说：

师曰：黄帝云：“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心。”知此道者，我大天地，天地小我。

雷霆由我作，神明由我召……人皆神其神，唯圣人则不神所以神。

法也者，可以盗天地之机，穷鬼神之理。

可以说，这一派的创立、发展，与《阴符经》思想的流布直接相关。呼风唤雨是巫术。它是原始巫术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新的历史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征服自然的实际能力又赶不上思想所提出的要求，于是，这种本质上是合理的、积极的思想就表现为一种荒谬的行为。不过，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于中国，也出现于西方。

据美国哲学家梯利(Frank Thilly，公元1865—1934年)所说，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在整个欧洲开始觉醒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欧洲人首先热衷的也是巫术和迷信。他们希望通过各种秘密的技术和神秘的方式，同精灵交通，发现自然界的奥秘，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梯利说，这种思潮荒诞而迷信，但它标志着进步，它面向未来，试图研究和控制自然，是近代科学的先驱。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迷信成分将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

元末明初，刘伯温作《郁离子》。其《天地之盗》篇讲：人，是天地之盗，但只有圣人懂得盗。盗，不是“发藏取物”，主要是“执其权，用其力”。如春种秋收，高处建房，低地凿池，水上行舟，因风作帆。一般人不懂得盗，以至于“遏其机，逆其气”。甚至只知道无限制地盗取自然界的物，这就要造成“物尽而藏竭”。刘伯温把前者叫作“天地之盗”，而把后者叫作“人盗”。

刘伯温的思想已经剥除了荒唐的成份。但是，无论是呼风唤雨的巫术还是刘伯温的思想，都没有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阴符经》的思想表明，中国古人，和西方古人一样，也强烈地要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他们不仅付诸行动，而且有相应的理论表现。中国的悲剧在于，近代社会没有给这种愿望提供充分发展的条件。

清朝末年，杨鼎臣写《阴符经解》，他说：老子崇拜柔弱，《阴符经》主张刚强；老子崇拜愚昧，《阴符经》推崇智慧。这就是说，在道家阵营内部，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