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子》的批评早已存在。炼丹家葛洪批评《老子》，因为它对丹道和长生术讲得太少。但别人对《老子》的批评，主要是说它危害政治。

魏晋时代，政局混乱，士大夫们喜欢不着边际的闲谈、聊天，后人称为“清谈”。清谈的内容，主要是《老子》和《庄子》。不少人做官以后，不认真办事，却沉醉于清谈。后人批评他们对国家不负责任，造成了政治败坏，社会动乱，用古人的话说，是因为他们喜欢清谈而误了国家大事，叫作“清谈误国”。由于清谈的内容是《老子》、《庄子》，所以人们又往往把误国的责任归于《老子》、《庄子》。上一节提到的唐太宗批评梁元帝，就是批评《老子》误国的一个例子。

不过唐太宗以后，唐代国家对《老子》的尊崇甚至超过清谈时代，但仍然出现了“开元之治”(公元713—741年)一段政治较好的时期。误国的责任，不一定要由《老子》承担。

唐代后期，坚决批评《老子》的是著名文学家韩愈。韩愈说，《老子》反对仁义，败坏国家政治。它的信徒们(道士)不纳税，不服役，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长此以往，国家必定又贫又弱。所以他建议国家应该拆毁道士们的宫观，命令他们还俗，去做一个为国家服务的公民。

宋代理学家们也批评《老子》。他们认为，在要求修养心灵、节制欲望方面，他们和《老子》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修养之后，他们的归宿是理，《老子》却归宿虚无。理，就是忠孝、仁义、礼智，就是三纲五常；虚无，那就不知他要遵循什么，要怎么做。所以他们认为，《老子》的主张要不得。不过在后人看来，他们的主张，许多是和《老子》完全相同的。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后来清兵入关，明朝彻底灭亡。一些明朝的知识分子，把原因归结为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的学说泛滥。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学说，名为儒学，实为禅宗。它教人不关心实际事务，一天到晚去探讨和实践心灵的修养，和一个和尚差不多。大家都不好好办事，国家怎能治理得好？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是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他认为，王守仁的学说根子在禅宗，禅宗的根子在老庄。因为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弄不懂，不得不用老庄的意思去理解它。因此，是老庄的思想帮助了佛教传播，佛教中又沾染了不少老庄的精神。因此，要批判王守仁学说，必须批判佛教禅宗；要批判禅宗，必须批判老庄。

王夫之认为，老庄思想，教人对社会不负责任。这种思想对社会的危害，超过了洪水猛兽。王夫之说，危害社会的，不只是那些残忍暴虐的家伙。有些人，干坏事不努力，干好事也不努力，一切事都漠然置之，好像一个毫无情感的死人，每天只是悠哉悠哉地保养自己。刀割他也不觉痛，火烧他也不觉得热，麻木不仁。这样的人多了，天下就分崩离析，老百姓的疾苦没人问，国家的前途命运无人关心，就是皇帝被杀他们也无动于衷。他们不辨善恶，不讲忠孝，认为一切都差不多，都那么回事，与我不相干。这样的危害，不比洪水猛兽还厉害吗！

王夫之说，这样的思想，老聃、庄周提倡在前，魏晋时代的人们鼓吹于后，以至于败坏了天下的风气。王夫之认为，像庄周那样的言论，千言万语，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看到难处就躲闪。他要求人生的旅途必须是万里无云，一片清澈。有一丝云彩他就觉得闷顿。所以他把人生视作危途，把天地之间看作一个大靶场，觉得处处都是陷阱，想让自己成为一块没用的朽木，以此来逃避社会和人生。王夫之说，这是小人的思想状态，一个有作为的人不应如此想。

王夫之指责庄子创造了一系列隐士的形象，并且还说尧舜也把做君主看作负担，左顾右盼，想找人替代。这些形象，足以惑乱天下。庄子还借隐士之口说：我不愿意当皇帝！王夫之严厉斥责道：假若说果真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导致亡国，那么就是这句话。

王夫之的指责并非全无道理。老子和庄子确实讲了许多消极的话。但是，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很多，人们信什么，不信什么，不仅决定于当时的现实，还决定于他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

新时代的有为青年，可以理解老子和庄子的处境，承认他们思想的深刻，借助他们的哲学学说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不应学习他们逃避现实的处世态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不顾身，才是新时代的中国人应有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