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的情形一样，我国在春秋以前，人们普遍相信鬼神。春秋时代，在弱肉强食的争夺中，先进的人们看到，相信鬼神，只能导致灭亡；要在争夺中取胜，只有依靠自己努力。孔子，老子，墨子等等一大批思想家，从人世间，从社会本身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各有一套处世做人的道理。但多数思想家都没有对天道作出明确说明，因为他们不大重视研究自然现象。而老子却重视自然现象，对天道进行了专门研究。

天道是自然现象，研究天道就必须借助自然科学。春秋时代，自然科学已有很大发展。人们能够较为准确地观测和记录日月星辰的位置，并进一步发现了许多天体运行的规律，比如土星每12年在天上运行一周。还能确定一年为365.25天，并制订比较先进的历法。天体运行既然遵循着自己的规律，那就和人间的事情无关。其他自然现象，如刮风下雨、地震山崩、草木生长、动物出没，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于是老子得出总的结论：天道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不是为了什么，也不受谁的支配。

比如天降甘露，没有谁的命令就自然均匀；万物的生长变化，没有谁的命令，就自然而然地进行。天地对于万物无所谓仁慈，也没有偏爱。人的行为应效法天地，天地效法道，道的原则就是自然而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让万物生长，使万物发育、成熟，但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也不自以为对万物尽了力。这实际上也是说，万物的生长、发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天地万物如此，人的行为也应该如此。圣人治国，就应遵从这个原则。最好的君主，人们仅仅知道他的存在，他把样样事都办得非常妥贴，老百姓却觉得自然而然，似乎本来就会是这个样子。或者说，圣人们对待事物，只应帮助它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发展，而不横加干涉。

老子说，善于捆缚的，不用绳索，却使人解不开；善于关闭的，不用上锁，别人也打不开。圣人治理国家，应该只掌握一些大的原则，而不事事干涉，这样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

用自然的原则对待事物，就是无为。无为，就是让事物顺其自然。

老子说，那些治理天下而要有所作为的人，我断定他达不到目的。天下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不可以乱加干涉。乱加干涉的，注定要失败；想把天下抓在手里不放，注定要丢掉。那些一心想有所作为、并极力表现自己的，都是修养很差的“下德”之人，“上德”之人是不这样干的。“上德”之人，一切都不干涉，事情就成功了；不去教导百姓，百姓都自然而然地非常听话。他似乎什么都不做，却什么事都办得很好，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一般说来，在现实中，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总要以某种方式去实现它，这就是“有为”，有为都是具体的，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顾此往往要失彼。而且所谓做，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事物，即使达到目的，也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流弊。老子正是看到了有为的弊病，所以主张无为。因为只有无为，才可以无不为，避免顾此失彼的缺点。无不为，不是自己什么都做，而是让事物按自己的本性正常发展。就像道或天地让万物按自己本性正常发展，而不对它们加以干涉一样。万物按自己本性正常发展，无论前途如何，都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样也避免了人为干涉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在老子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天下治理好。就像道自然无为，万物都会自动生长发育一样，治国者若能自然无为，百姓们自然就会道德高尚，生活富足，“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所以无为是非常有益的。现在，天下之所以昏乱，百姓之所以难治，就是因为统治者一心想有所作为。

无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作用，就因为道是无为的。道永远无为，但没有一件事不是道的所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王侯们假如能坚持这一条原则，就像万物自动地归化于道一样，百姓们也会自动地向他归化。这时候，他就用无为的原则使百姓们变得淳朴和没有欲望，从而安静下来，于是天下就安定了。

到了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极为推崇老子的思想。他们把老子思想归结为“清静自正，无为自化”八个字。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乃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要义。而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在汉朝初年的政治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思想基础，它使当时的百姓们在长期战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它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自然、无为虽然这样好，但很少有人能够实行。他们总想有所作为，反而不能成功。他们想把国家治好，却导致了灭亡；他们拚命地积累财富，却招来了盗贼；他们拚命地争取长寿，却促成了夭亡；他们拚命地在天下逞强，却不得好死。这是多么矛盾的现象！老子深刻地体味了这到处存在的矛盾，并从哲学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