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初年，人口逃亡仍在继续。“天下户版刓〔wan丸〕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旧唐书·宇文融传》)。流民的大量存在对统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是非常不利的。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向朝廷奏称：“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唐玄宗立准其请，命他为核田劝农使，筹备检括户口事宜。二月，朝廷颁布《科禁诸州逃亡制》，规定：“诸州背军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内各容自首，准令式合所在编户，情愿住者，即附入籍簿。”“若情愿归贯及据令式不合附者，首讫，明立案纪，不须差遣”，“容至秋后递还”。“过限不首，及括取递边远，附为百姓，家口随逃者，亦便同送”。公布了检括逃户的政策，有利于安置逃亡人口。朝廷任命劝农判官十人，授予御史衔，分往各地，“检括田畴，招携户口”。大规模地清查户籍在全国展开了。

在检括户口中，还裁汰僧尼，令其还俗，从事生产。唐前期，由于武则天等统治者的大力宣扬，佛教迅速发展，寺院林立，经卷大量地刊刻，滥度僧尼，使之人数急遽增加。寺院广占民田为庄园，寺院经济实力雄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为恶一方的寺院地主。“逃丁避罪，并集法门”。当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数，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寺院的恶性膨胀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紫微令姚崇进言，请检责天下僧尼。唐玄宗即严令各寺院裁减僧尼，“天下僧尼伪滥还俗者三万余人”(《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上》)。八月，又下令禁止百家与僧、尼、道士往来；严禁民间铸佛像及刻佛经，以此压抑佛教的发展。打击寺院地主，也是李隆基改善财政的重要一环。

面对国家府库空虚、财源萎缩的现状，唐玄宗着手整顿财政。首先，继续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农业是国家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它事关国计民生。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每年二月一日，玄宗“以务农方兴，令百寮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进奉”。将进呈武后这部农书作为定制，以示将农业摆在重要的位置。每逢农兴时节，玄宗则亲耕籍田，“加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终其亩”。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春，玄宗亲在苑中辟地种植小麦。五月，麦熟时，率皇太子以下，亲自收割小麦，教育诸皇子说：“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穑之难也。”经过实践，玄宗发现一些巡视农业官员奏报不实，对侍臣说：“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且《春秋》书麦禾，岂非古人所重也。”(《旧唐书·玄宗上》)玄宗亲自动手种麦，取得经验，指导农业生产。当发生自然灾害时，玄宗即令有关衙署采取措施救灾，确保农业损失小些。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六月，山东诸州闹蝗灾，“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雷”。玄宗差遣御史到诸道，督催官民驱扑焚瘗〔yi义〕蝗虫，以救秋稼。当年山东“田收有获，人不甚饥”。对受灾严重地区，蠲〔juan捐〕免田赋，拨给粮食种子，帮助恢复生产。由于朝廷重视农业，这一时期，有些地方“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榛莽丛生之地，也辟为粳稻之川。全国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时累岁丰稔”。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700斤，这反映了农业生产在持续地增长。

其次，调整食封制度。唐初对宗室诸王、功臣实行食封制，亦称“食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方即位的李世民就给诸功臣食实封，多者千余户，少者三四百户。例如，裴寂食实封1500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各1300户，张长逊等300户。这些食封的贵族官僚对封户享有收取租调的经济特权。中宗、韦后时期，食封者和封户数量不加限制。食封的官僚由唐初的二三十家猛增到140余家，封户多达几千户，个别的达到万户。“滥食封邑者众”，造成“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用资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旧唐书·韦嗣立传》)。开元初年，玄宗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混乱的食封制度，一方面，减少实封户数。玄宗本着诸王、公主“何功于人，顿食厚封，约之使知俭啬”的思想，规定诸王、长公主一般食封2000户，其余公主等各食1200户。比较安乐公主等各食封三四千户已减少很多。而一般官僚封户限制在500户以内。如赵国公、户部尚书王琚实封300户，楚国公、工部尚书姜皎实封500户等。另一方面，取消食封者直接向封户征收赋税的办法，封户纳赋税由朝廷派官随租调征解，或由州县官收纳。300户以上的食封者到京城太府寺、赐场领取所享租税，300户以下者须持户部凭证到州县支领。把食实封的经济权力收回中央，便于加强对地方的财政管理。

第三，严禁奢靡，倡行节俭。在改善财政中，玄宗把刻厉勤俭，反对铺张浪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武后晚年起，贵族官僚崇尚奢靡，浸成风俗。他们铺张挥霍，竞相攀比。后妃及百官服饰锦绣珠玉，贴金挂银，光彩耀人。玄宗为表禁奢决心，开元二年六月，将珠玉锦绣等服玩放到正殿前焚烧。七月，又令有司将金银器皿销毁，以充军国之用。并规定百官服带及酒器、马衔、蹬等样式，三品官以上可饰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其余一概禁止。厚葬之风在社会上层非常盛行。贵族官僚生前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死后仍铺金盖银，丧礼隆重，坟墓修建得规模宏大，以致“既竭家产，多至凋弊”。同年九月，玄宗颁布《禁厚葬制》，指出：“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素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旧唐书·玄宗上》)这些措施的贯彻对扭转不良的社会风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生活的奢侈腐化是无法根治的。唐玄宗晚节“犹以奢败”，就是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