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棋谱的编撰和出版。我国围棋谱的产生年代，据现有文献资料，还不能推到汉朝以前。《敦煌棋经》指出：汉朝时有《汉图十三势》；三国时有《吴图二十四》，这两本围棋谱大概算得上是我国最古的棋谱了。到了晋朝，马朗(即马绥明，有棋圣之称)等撰《围棋势》29卷，这是我国古代卷数最多的一套围棋谱。

不过，围棋谱的大量出现，并在我国围棋发展史上成为一件有影响的大事，还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围棋的盛行、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以及纸张的广泛应用等因素有关。

据《隋书·经籍志》载，南北朝的围棋谱有八部52卷之多，其中，《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围棋专著不下20种。《棋势》、《棋图》似是对局记录，而《棋品》则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这充分说明当时已非常注意对围棋艺术的研究。据《南齐书·萧惠基传》载，宋文帝为了研究围棋，特地派了高手褚思庄到会稽去与会稽太守羊元保比赛，并录下局图，回来给文帝复盘。梁武帝时，特邀二品围棋高手柳恽品定棋谱，而著名棋手到慨则常与朱异、韦黯一起校定棋谱，复局不差一道。这说明当时对围棋谱的校定工作是很认真负责的。

这些编撰成集、经过校定的围棋谱，无疑都是当时名棋手对局中的精华。它们的流传，对围棋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棋谱后来全部失传。但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也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该书分七篇，末附《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评要略》两篇论文，是一本较为完整的围棋论著。

隋唐后史学家重视经、史、子、集的记载，藏书家也偏重这些书籍的收藏，而对棋艺书谱往往不注意。因此，唐代的围棋谱录入《唐书·经籍志》中者几乎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唐朝也出过不少围棋谱，其中以王积薪的《棋诀》影响最大，留传后世，成为古今围棋手一致推崇的不朽之作。王积薪是唐玄宗时的棋手，因棋艺高超，考入翰林院，为“棋待诏”，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

据传王积薪性情豁达，不拘小节，在棋艺上刻意求精，勤奋好学。他成名后从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途中不管是遇见谁，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会下棋，都要下马来对弈。对于能赢他的人，他还请客吃饭。

北宋时的围棋，比之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棋艺水平也有不小的提高。这一时期以至后来的南宋都出了不少的围棋谱，据《宋史》、《通志》、《文献通考》等记载，有《围棋义例》、《棋经要略》、《玄玄集》等20余种，然而流传至今的棋书仅有《围棋义例》、《棋经十三篇》、《论棋诀要杂说》、《棋诀》、《忘忧清乐集》、《事林广记》等六种。

《围棋义例》，宋初徐铉撰，内容为围棋术语诠释，共32个术语，它对我国古代围棋术语的统一起过积极的作用。

《棋经十三篇》，北宋张靖撰，是我国古代围棋理论的杰作。它仿照《孙子兵法》写成，分13篇。

《忘忧清乐集》，宋李逸民重编，为仅存孤本。内容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棋经十三篇》、徽宗御制诗、《棋诀》、《论棋诀要杂说》；第二部分为全局，自孙策诏吕范弈棋局至刘仲甫等棋图共10余局；第三部分是边角着法；第四部分是棋势。

《棋诀》，宋刘仲甫撰，分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篇，内容精要，详述围棋基本原理。如果说《棋经十三篇》全面论述了围棋的哲理、竞赛、战略、战术及棋品等，而《棋诀》则仅取每局棋的布局、打入、对杀、取舍的基本原理加以论述，比《棋经》有更高的实用价值。

明清围棋渐趋鼎盛时期，围棋在我国有了突出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围棋棋艺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出了不少围棋谱，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过百龄四子谱》、陶存斋《官子谱》、施襄夏《弈理指归》、施范《当湖十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