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形成，封建的赋税制度开始普及于全国，并日益完备。封建田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田租即土地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即下令“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时称百姓为“黔首”，“自实田”即自己如实呈报自家土地数量，由基层官吏核实后，据以确定应缴田租数量。秦的田租征收量极为沉重，税额占总收获量的2/3。粟米之外，还要缴纳秸秆，用来满足官府对饲料、燃料和建筑材料的需要。据秦律所载，秦时规定“顷入刍三石，稿二石”(《秦律·田律》)，即每百亩土地要交饲草360斤，禾秆240斤。

二、人头税。田租之外，封建国家还按人口征收人头税。秦时称口赋。所谓秦“头会箕敛”(《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的“头会”，就是计算人口数量，按人头征收赋税。秦时人头税数量与税率不详，但和田赋一样，也十分沉重。田赋之外，再征人头税，一是可以增加税收数量，二是可以使占有土地较少或不占有土地的百姓也承担赋税义务，因为农民不仅有田地收入，还有其他副业收入，人头税可以使农民的这部分收入也纳入纳税范围。同时，征人头税，也可以加强对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的掌握和控制，以利于对农民和广大人民的封建人身奴役。

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历史上叫做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汉承秦制，政治制度如此，赋税制度也基本如此。不过汉统治者吸取了秦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农民的赋役比秦王朝大大减轻。东汉(公元25—220年)基本继承西汉赋税制度和政策，除了个别税目在个别时期略有增减外，赋税制度和政策大的方面没有变动。汉代田赋也分田租和人头税两个部分。

一、田租。汉初田租比秦时大大减轻，税率为十五税一，后来又减为三十而税一，并一度免征田租。东汉初年因军费开支较大，田租改行“什一而税”，但全国统一后，又行西汉旧制，三十而税一，直到曹操改行租调制之前，法定的田赋税率一直未变。征收方法，是根据每户土地亩数、平均亩产量、税率，求出应纳税额，由百姓向国家缴纳。缴纳物为粟米和刍稿(秸秆)。东汉时又实行分等征税办法。公元78年，把全国土地按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确定每等常年的亩产量，再按同一的税率，确定每等土地每亩一年应纳的税额，从而简化了税额计算程序。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灾荒等特殊情况，国家随时发布减免田赋的诏令。

二、人头税。汉代的人头税有算赋和口赋两种。算赋实行于公元前203年。规定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向国家交120钱，称为一算，作为战备基金，购置车马兵器之用。汉文帝时算赋减为一算40钱。汉武帝时由于军费开支巨大，算赋又恢复到120钱。汉宣帝时又减为90钱，成帝时减为80钱。

为了体现国家的政策意图，算赋还有各种特殊规定。对商贾和奴婢倍算，即每人缴240钱，旨在抑制商人和豪强。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对15岁以上至30岁的未婚女子，分五个年龄段，年龄每升至一段，增赋一算，至30岁，增至五算，即每年600钱，以鼓励早婚。对巴中板楯蛮，七姓渠帅均免赋，其余蛮户每人一年缴賨〔cong丛〕40钱，以表示对少数民族的赋税优待。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规定年龄80岁的老人，免其家二人算赋，东汉曾规定产妇免算赋三年，妇女怀孕，免其夫算赋一年，以表示对老人及妇女儿童的照顾。

口赋又叫口钱。汉初规定七岁至14岁未成年男女，每人每年交20钱“以食天子”，即作为皇室收入。武帝时，口赋改为从三岁起征，并由20钱增为23钱。元帝时，又恢复为七岁起征。口赋有时朝廷也予减免。

算赋和口赋均于每年八月征纳，届时由地方官登记人口，核实年龄，编成簿籍，由官府按户籍征收。

秦代由郡守、县令掌管各地赋税征收工作，乡基层组织有啬夫负责具体赋税征收事宜。在中央负责财政税收事务的则是治粟内史，为九卿之一。汉初中央掌管财政税收事务的官职仍为治粟内史，景帝时改为大农令，武帝以后改为大司农。乡基层组织仍由啬夫负责税收工作。税收制度以及税收会计和年终上报制度，均比前代更为详密。

西汉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在封建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封建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也随着尖锐起来。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土地占有上的严重贫富对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凭借其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势力，通过合法购买和强力掠夺等手段，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广大农民则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深刻地揭露了秦汉王朝实行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严重贫富对立的情况。他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农民丧失土地以后，无以为生，根本无力承担国家赋税。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官僚、大地主，则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所以，土地兼并不仅加剧了贫富对立，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分离，影响封建生产的发展，而且导致严重的赋税负担不均，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在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土地，大批流亡的情况下，国家赋税，不论是人头税还是土地税，都不可能得到保证。因此，限制土地兼并，使农民能较为牢固地占有一小块土地，就成为保证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关键。自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的主张以后，至西汉后期，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的呼声日益强烈。公元8年，王莽篡汉，他谴责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豪强占田成千上万亩，而贫弱百姓则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他说，汉朝实行三十而税一的薄税政策，表面上比夏商周三代的“什一而税”还轻，但由于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占有，农民耕种豪强土地，要缴纳1/2以上的地租，还要服沉重的徭役，实际上加在百姓头上的是“什税五”，即5/10的重征。因此，王莽颁行王田制，将天下土地都称为“王田”，不准买卖，百姓家庭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即900亩的，要把多余的土地划分给亲属、邻居及同乡缺地的家庭。原来没有土地的农民，按“一夫一妇田百亩”的数量受田，向国家缴纳1/10的田赋。王莽对土地私有制和汉代轻税政策的批判虽有一定道理，但他企图废除仍然符合当时生产力状况的土地私有制，恢复早已灭亡了的奴隶制时代的井田制，显然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王田制直接触犯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同时王莽也没有真正使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土地。他否定汉代三十而税一，在王田制上实行“什一而税”，这就等于把田赋从汉代基础上提高了三倍，显然不会得到地主和广大自耕农的拥护。所以，在地主豪强及人民群众的双重反对下，王田制很快宣布失败。公元11年，王莽不得不自行宣布取消王田制。

东汉王朝建立后，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更加猖狂。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占有大量依附农民。大量户口被豪强所隐占，造成国家很大一部分税源失去了着落。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封建统治者对赋税制度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