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繁荣首先是城市的繁荣，自汉至唐这一直是商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

西汉时全国有六大商业城市：首都长安是国内商业和同西域通商的中心；临淄是齐鲁地区的大都会和商业、纺织业中心，人口多于长安(10万户)；河南地区的洛阳素有经商传统；河东、河内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富冠海内”的邯郸；南阳(宛)冶铁业发达，“业多贾”；成都则是巴蜀一带盐、铁、布等物产运出的咽喉之地。六大城市以下还有十几个中等城市。东汉时京师移至洛阳。魏晋南北朝期间，长安、洛阳迭有废兴，至隋唐时长安、洛阳才又重现繁荣，成为全国的首都和陪都。唐时京兆郡共有36万多户，人口二倍于汉时的西京长安，是最大的商业和对西域贸易的中心，“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都洛阳，漕船所聚，为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唐前期北方有所谓“六雄”、“十望”之称，运河边上的汴州(开封)，“舟车辐凑、人庶浩繁”，即是“六雄”之一。在北方商业占领先地位的情况下，南方商业城市也有相当的发展，如扬州、楚州、苏州、鄂州(武昌)、升州(南京)、杭州、越州(绍兴)、广州等地商业更盛于昔时。唐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10万户左右的州郡在南方多了起来。如苏杭二州元和时户数即各达10万，分别比开元时增加1/4和近50%。最突出的是扬州，已上升为全国第一个大商业城市，“商贾如织”，“富庶甲天下”；由于漕运所经，江淮荆湖岭南物产于此集散。扬州本身就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盐铁转运使治所设置在这里，海盐贸易以此为中心，所以其商业发展特快，“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宋时沈括语，见《舆地纪胜》所引)，“扬一益二”之誉实非虚语(益是成都)。南方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历史过程。

自古以来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分设的制度，历汉而唐还一直保持着。西汉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道西——西市，三市在道东——东市。各市市内有“市楼皆重屋”，为市官(称“市令”)办公、“察商贾货物买卖”之处，上面插旗，故又名“旗亭楼”。市四周有围墙，和住宅区(汉称里)隔开，交易只能在市内进行。市门有人看守，按时开闭。为了便于顾客购买，便于官府检查，店铺在市内都按商品种类排列。经营同类商品者，鳞次栉比，各自排成行列，称为“列”、“肆”、“次”、“列肆”、“市肆”、市列”。这时同类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肆还不是一个店铺之意。即使是小贩也分类挨次，坐着摆摊。长安西市有“柳市”，就是贩卖柳条编织物的市列；东市的“酒市”，则是贩酒的市列。各列肆中间的人行道叫作“隧”。班固在《两都赋》中所写的“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正是指长安市内按商品分列肆，买卖拥挤的情景(到东汉时还是如此)。市列内的房舍铺席都由官府设置，凡利用这些设施在市内营业的商人，都要向官府登记，列入“市籍”，交纳“市租”。其他大中城市也和长安一样设有“市”，如宛市、洛阳市、临淄市、成都市、吴郡市、平阳市等；县城里一般也有“市”，但规模较小(未必每天开市)。驻军之所亦有“军市”之设。当时的市租收入归皇帝或封君私用。如西汉的临淄市因商业发达，年收市租达千金之巨。

南北朝时市内大额交易，如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木材等都要立文券。南方除收市税、关津税外还对交易行为征收“估税”。立有文券者每万钱纳税400，卖方出300，买方出100，称“输估”；不立文券的小额交易也按货价纳4%的税，称“散估”。输估开后世契税之先例(后来但令买者出钱)。中国历史上的包税制度，也自南朝起在关、市、估税中实行。“立额包征”，人们竞相提高承包税额来谋取这一肥缺，以取代他人，到任后就“营谋私蓄”，任意增税，侵压商民。这种制度影响十分恶劣。

北朝也仍实行市制。北魏迁都洛阳后，大力经营，商业恢复繁荣。洛阳有六个市(晋时只有三个)，大市和四通市最为热闹。大市周围共八里，市内货物琳琅满目；四通市在伊水、洛水之旁，规模宏丽，不亚于大市，美味鲜鱼“多于此卖”，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之说。市外即为住宅区——里，大市四周有10个里，名为“通商”、“达货”、“调音”、“乐律”、“延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工商业者住处挨近市，往返路近，便于贸易；同时同业荟萃，也便于管理，便于行业内的交流经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以上请参阅《洛阳伽蓝记》卷四)。这是比较合理的布局。

隋都长安，城内有74坊，两个市(各占相当于两坊之地)。东边的市称“都会市”，入唐称东市；西边的市称“利人市”，入唐称西市。唐时东西两都的市称“都市”，州县治所以上的市叫“州县市”。市内交易时间固定，每天正午市署击鼓开市，傍晚敲钲散市，掩闭市门。官府制定一套较过去更为严密的市场法规，规定：商品分三等定价，每旬估价一次；每年八月商人都要到官府校准度量衡器；手工业者制造的器物都要遵照官定规格，刻上姓名才许出售；纺织品也要合于质量及尺寸标准；禁止商人操纵物价，把持买卖，扰乱正常交易；市场管理人员评价不实，营私舞弊者要受处分。经营同类商品的店铺仍集中在同一街区内，不能杂设，同业店铺的街区叫做“行”(相当于汉时的列、行、次、肆)，各行各业的“行”字就是从这同业街区的“行”字引用过来的。长安东市共有220行，其中如肉行、铁行、绢行、织绉锦行、鞦辔〔pei佩，缰绳；鞦指皮条等〕行、秤行、鱼行、药行、烛行、金银行等。汉代大城市经营商品不过30几类，唐代市上行数之多表明商品种类比以前大为增加。汉代的“肆”字在唐代已变成零售网点——店铺之意，每个行包括几个、十几个以至几十个肆。长安东市一次失火即烧了24个行，4000多个肆。洛阳南市有120行3000多肆。同一行内的许多肆形成一种组织，也称为“行”，各行的成员叫“行人”、“行户”，行有“行头”(“行首”、“行长”)，对官府办理纳税和交涉其他事情，官府通过他们控制各行。

南北朝时兴起的邸店业，到唐时更为发达。洛阳大同市有邸店141个，南市有312个。邸店设在市的四周，里面备有房舍，居停外来客商，并有仓库存放货物。在这里开展大宗的批发交易，邸店或由官僚、贵戚开设，其实际负责人(“居停主人”)在成交时从中斡旋，收取口钱；中介商人——牙人也活动其间，替邸店主人跑腿，并插手评定价格，介绍主顾。

唐代长安城和东西二市

不准在市外营业的规定，到唐代开始稍有突破。唐前期在长安朱雀大街已有人在早晨售卖各种食物，供上朝公干和宫中采买需用。唐后期在邻近市的坊(以前称“里”)里，由手工业者自己开设铺子的情况多了起来，如崇仁坊的乐器铺，靖恭坊的毡曲，宣阳坊的彩色丝绢铺，延寿坊的金、银、玉器店；古时已有但还不多的前店后厂，唐时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坊里还出现了售卖日用零星商品的小铺子，卖饼、馄饨、抓饭的饮食店；酿酒作坊里酒旗相连，出售美酒；有的坊里还有“茶肆”。唐后期，傍晚散市、市门关闭的限制已被打开缺口。在繁华的大城市里以至某些城市，都出现了夜市，特别是扬州，夜市更盛。王建诗：“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即描写了扬州夜市的盛况。临街有市肆，坊内有商业，夜间做买卖，意味着古代的市制到唐代已开始松动。这是城市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城市商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逐步向农村伸展。在汉代，县以下小邑有一种逢时赶集的定期集市，如高祖故里丰邑就有屠贩、酤酒、卖饼等交易，交易时还有斗鸡、蹴鞠以为娱乐。东汉时有定期市集的小邑称为市邑，全国“市邑万数”。去乡亭较远的地方，有的也增设“会市”，有美酒香肉可买。南北朝时在城外交通要道，交易频繁之处，形成了固定的市场，称为“草市”。这种草市自发产生，非由官设。可能起初是农民出售草料，购买日用品的场所，日久即蔚然成市。起初屋舍铺面以草盖成，房舍改为砖木结构是后来之事。

唐朝前期县以下及不满3000户的小县，不设市官管理的正规的市，只有定期市集，到唐后期由于农村商业发展，3000户以下的“要路”而“交易繁”的地方也允许设立正规之市，即使不设市的地方，草市和以墟市、亥市、庚市等为名的市集也比以前更为发达。草市设在城郊或河津渡口、驿站所在地、人口稠密的小邑内。有的草市交易规模已不小，集市那天“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文苑英华》卷八○八，有关于彭州唐昌县建立草市之文)；为便利商旅往来，草市上还设有旅舍、酒店。江淮一带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全唐文》卷七五一，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墟市是荆南、岭南对农村市场的称呼，起源很早，唐时更多，比草市要深入农村，但规模较小，主要是农民出售剩余的米柴果菜鱼禽或家庭手工业品，换回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或纳税所需的商品。柳宗元诗：“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即为广西农民趁墟情景的写照。每当收获季节或重大节日，由主持墟市之人先期召集客商和安排文娱活动。“亥市”是农村市集在巴蜀的称呼，系根据寅巳申亥的地支名称来规定市日的(每三日一市)；中原则有庚日之市；在北方农村定期市集称为“会”、“场”或集场之类。有的地方还有在某一农事季节举行的市集，如巴蜀的蚕市等。草市、墟市等农村贸易形式的发展，是封建社会商业前进的又一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