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方志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古地图。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有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能够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个地区的地理特点。

中国的地图起源很早。传说神农氏、黄帝的时代，已经有了《神农地形图》、《黄帝九州图》。当大禹走遍全国治水的时候，也该是有地图作参考的吧。据说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铜)，铸成九个大鼎，分别代表九州。鼎上绘着九州的山川、草木、物产、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庙里，作为传国的宝器。后来商灭夏，九鼎被迁到商的都城；周灭商，又将鼎迁到周的东都洛邑。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都曾兴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夺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见“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图，是当时国家统治权力的象征。

周初分封诸侯，都明确规定封地东南西北所达到的位置，显然是根据地图来分封的。诸侯国也以图为据来管理它的土地和人民，并向周天子交纳贡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战争非常频繁，地图的使用更加普遍，不但天下国家有图，各国管辖下的比较小的地区也有地图。著名的“荆轲(借献地图)刺秦王”的故事，就相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地图相当多和受重视的程度。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国逐渐兼并诸侯，燕国君臣非常恐慌，又无力与秦国抗衡，燕太子丹就派遣荆轲去谋刺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为了能够接近秦王，荆轲的借口之一，就是要向秦王献“督亢之图”。督亢是燕国最肥沃的一片土地，献地图就是献地，秦王很高兴，果然接见了他，并且让荆轲拿图来看。荆轲将淬了毒药的匕首卷在地图里呈献上去，图展到最后，匕首显露出来了。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就向秦王刺去。这次行刺没有成功，但直到现在，讲到一件事的阴谋最终显露出来，还在用“图穷匕首见”这个典故。

地图不仅对于治理国家十分有用，在军事用兵方面更是不可缺少。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看，先秦两部著名的兵书，原来都是有图的。《孙子兵法》有附图九卷、《孙膑兵法》有附图四卷，图的分量都不少。《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齐的相国管仲所著，但据后人考证，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专设有《地图篇》。《地图篇》中说：“凡是领兵打仗的人，在作战之先，必定要先熟悉地图，知道什么地方地势险要，什么地方是名山、通谷、河流、陵陆、丘阜，什么地方有丰茂的树林和牧草，还有道路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哪些是有名的城邑，哪些城邑已经废弃，哪些是荒地，哪些是已经垦殖的土地，都必须了解清楚，才可以制定作战计划，采取军事行动而不失地利。”这段话告诉我们，不仅当时运筹于帷幄、决胜于疆场的将帅人人离不开地图，而且地图的内容已经相当复杂。在一幅图上要说清楚这样多的问题，不仅要用多种多样的符号，很有可能还要附加若干的文字注释。

正是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使历代统治者始终关注地图，不断收集、更新地图以使之更完善。后来，古地图加上说明文字，渐渐演变成为图经，最终同地方志融为一体。直到现在，地图仍是地方志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我国地方志的起源，历代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地方志起源于古代的国别史，断言先秦的国别史就是最古的地方志；另一种认为方志起源于《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一类地理书。甚至有人说夏禹的九鼎是“志之始也”(尹涟《(民国)定番州志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不够完整。无论国别史、地理书、古地图或是《诗经·国风》，都只包含了后来地方志的一部分内容。地方志的源头不止一个，正如长江的浩淼，是汇合了无数条涓涓细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