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的地方志 第二节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地方志
但是,中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还有更多的地方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传到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相继湮没了。
在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前,书籍靠手抄,难以广泛流传,所以多数不能保存下来。南齐的陆澄曾辑录160家地理著作,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补了84家,汇编成252卷,称为《地记》。过了不过100来年,到唐朝贞观年间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这200多种书的原本已经9/10找不到了。再过几百年,到元明两代,《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书也已十不存一,连陆氏、任氏的汇辑本也失传了。可见古代书籍的散失有多么严重。
即使在印刷术发达起来以后,也有许多地方志从来没有刊刻过。或者虽然刊刻了而印数却很少。明清两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之后,向上级报送几部,稿本或书板就藏在府县衙门,平时鼠咬虫蛀,潮湿霉烂,不时遭到水灾火灾,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战争,府县衙门更是首当其冲。如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明代修过五次志书,明末天启年间滹沱河水患,“俱没于洪水”。湖北房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就编有志书,在明末战乱中书板被毁。到清康熙年间重修,过了15年又“板毁而书亡”。吉林的临江县(今浑江市临江区),曾于1926和1928年两度重修县志,两次都因失火,原稿全部烧毁。1930至1931年再次重编,随即遇到“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已脱之稿,尽付劫灰”。翻开各地修志的历史,这一类令人伤心惋惜的记录随处可见。
历代皇朝都曾经投入巨大的财力组织修志,修好的方志集中到中央,精心构筑了坚固的书库,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其他图籍一起妥善保管。但即使是这些得天独厚的皇家藏书,同样屡屡葬身于大规模的战争或火灾之中。如唐朝皇室的藏书一毁于“安史之乱”,再毁于唐末战乱。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一场大火烧光了皇室藏书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的三万多卷图书。此后,宋朝的皇室藏书又在宋金、宋元战争中两次被毁。这些被毁的图籍中都包含着大量地方志。明朝政府曾经收集保存有不少宋元方志。明初编辑的《永乐大典》一共两万多卷,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中许多宝贵的资料就是来自地方志。明末的战乱,是图书的又一次浩劫,编《永乐大典》的人曾经看过、用过的不少宋元志书,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了。《永乐大典》有一个正本,一个副本,正本也在明末战乱中被毁,副本则在清末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国联军的焚烧,丧失殆尽,幸免于难的部分仅及原书的千分之三,也多数被劫走。许多仅靠《永乐大典》得以保存的宋元方志资料,终于随同《永乐大典》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往往殃及地方志。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诸侯国的“史”和“记”,从现在看来,都是珍贵的地方文献,由于其中往往有对秦国不恭的文字,所以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尤其难逃厄运。
清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为了取缔不利于清政府的思想,盛行文字狱。一些地方志就因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禁毁。规模最大的一次禁书是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征集天下图书一一审查,凡内容有不符合要求的,统统销毁,或者部分抽毁挖改。有些地方志中至今还能看到删改的痕迹。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安徽巡抚奏请检查天下郡县志乘,乾隆皇帝批示令各省照办,仅安徽省查出上缴的就有《黄山志》、《宁海志》、《吴县志》、《金山志》、《松江新志》等多种志书。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成为地方志散失的主要原因。除了流散到国外的以外,还有不少方志毁于侵略者的炮火。例如,《(道光)广东通志》书板藏在广州越秀书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所毁。远东著名的上海东方图书馆,经过几十年惨淡经营,收藏地方志2600多部,其中有140种珍贵的元明版本。1931年“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先遭日机轰炸,又被日人纵火,它的50多万册藏书连同这些地方志全部被烧光。更有许多新完成的志稿,由于国难当头而不能出版,在战火和流徙中散失。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夭折了,使多少修志者的心血付诸流水。
这些被湮没了的地方志,其中一部分在历史上还留下了一点影子。它们在其他古籍中被引用过,或者被提到过,有的只留下一个书名,有的可以知道作者和成书时代,有的还保存下来一些断篇零句,或者有几句关于它的简单介绍。仅是这些“有据可查”的,数量已经极为可观。
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记录了元代以前的方志类图书2000多种,其中现存的不过40种左右。有人根据各种目录统计,明代地方志失传的约为现存数的将近两倍。清代早期方志佚失的也不在少数。从地区来说,如元代以前山东地区地方志有名可考的有36种,幸存至今的只有元代编纂的《齐乘》一种;元代广东地区可考的地方志有14种,只剩下《(大德)南海志》一种,还不是全本;明代浙江有据可考的方志有637种,现存的仅102种;1911年前的贵州地区方志可考的有271种,现存只有89种,还不到1/3。至于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志究竟有多少,那就无法查考了。
枯燥的数字,蕴含着确切的事实。我们不能不为我国历代修志的规模惊叹,不能不为国家的多难和文献的散亡扼腕叹息。而那些穿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幸运地留存到今天的地方志,就越发值得我们珍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