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宋、南宋同时，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族压迫深重，经济遭到较大破坏，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但不久，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很快收拾残局，恢复了经济，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而且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辽朝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辽时，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从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间，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也都与中原相似。

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从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看，东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沿途共有14处驿馆，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唐叶馆、建安馆、三河驿等等，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以东京为中心，还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全长共达5000余里。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所以又称为“鹰道”。

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长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为“宜速”。又有“敕走马牌”的字样，以为凭信。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辽代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驿运十分艰难，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已使百姓达到“破产不能给”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画了一只乌鸦，上面附着两句诗：“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飞”，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

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沟通了陕、甘、宁地区的驿路。莎桥是索桥的转音，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陇右金石录》)。

据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说，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南北有10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夏驿主要用马、牛、骆驼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马焚”，意为“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开始时，女真族比辽、夏、宋都要落后，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金史》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尚无文字，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ou〕碗温敦思忠的使者，往来传转诏辞，数千言从无少误。以后，金统治者“得辽人用之”，学会了用文字，驿传制度逐渐开始。此后，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从金太宗起，自京师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至今河南开封，每50里置一驿，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从汴梁出发，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全程达2500多里路。

金世宗时，又设立急递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朕常欲得新荔枝”，于是仿效唐明皇、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设了急递铺。规定每10里一铺，每铺铺头一人，铺兵三名。铺兵骑马传送文书，日行可300里。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一律向民间征收，称之曰“铺马钱”。

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他记叙说，中都驿供应梨、栗等干鲜果品，还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俗称金牌、银牌郎君。南宋人认为，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赵彦卫的《御寨行程》曾记载了当时东北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说金的驿站称为“寨”、“铺”、“馆”。《松漠纪闻》中有“银州南铺”、“宿州北铺”、“安州南铺”等等记载。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道路荒芜，颓垣残破，无人修理。说明那时边疆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