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到了曹魏时代我国第一部《邮驿令》。唐朝时候，关于邮驿方面的法令规则，多在那时国家的法律《唐律》里具体规定。到宋朝时候，在国家大法《宋刑统》中也有关于邮驿的一些法规。

前朝以来，各地邮驿制度逐渐混乱，有些政府驿使官员，任意加重驿夫的负担，命令他们带着包裹，“负重奔驰”；也有些驿路管理官吏，受贿滥发驿券，以致驿道任务超度繁杂，驿站不堪负荷。为了整顿这种情况，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根据枢密使韩琦建议，政府责令三司使张方平制定了“驿券则例”74条，颁行天下。这一则例又称《嘉祐驿令》。根据嘉祐驿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细则，诸如规定：“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贪赃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统》)。从此，驿路大大安宁。发展到南宋时，由于邮驿的发达，涉及社会生活面较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

所谓“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这个专词的简称。这部法规的编纂者是谁已经说不清了。但其成书年代，经过专家们考订，大约可以断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或稍后。那时候，与北方金的激烈战事刚刚结束，诸事需要整理就绪，而原先北宋时所用法规大都散失，邮驿制度也很混乱，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汇集了散在民间的有关邮驿旧法编纂而成。可惜的是，经过历代战乱，这部法规后来在民间也不流传了。现在在明朝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据现在《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书》规定，盗窃、私拆、毁坏官书者属犯罪行为，都要处以刑罚，若盗窃或泄露的是国家重大机密信件则处以绞刑。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敢于盗窃或泄露信件内容者斩，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样处以斩刑。盗窃的若是一般文书，按规定也属于触犯刑律。处以徒刑，发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书》规定，刑罚不仅仅处罚那些作为传递文书的当事驿夫，同时也要处置他的上级官吏，包括有关急递铺的曹官和节级，失职者一样处以杖刑。

《金玉新书》对驿递过程中的驿递程限、各种传递方式中发生的失误，皆有具体的律令规定和不同的量刑标准。比如处罚邮件失误的量刑中，步递最轻，马递次之，急脚递最重。计算路上走驿和行程、误期的量刑，则以日计算，不同的天数有不同的刑罚。

从《金玉新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而“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