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

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驿夫又称驿丁。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人，二等驿配驿夫15人，三等以下递减，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二至三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人，事闲配驿夫九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六人。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有唐一代，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人，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尚未统计在内，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人以上。这和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这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发达的。

那时，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自长安经兴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县)、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直达今川藏地区。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长安经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再经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东北地区和荆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这些驿道，通过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据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

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写过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仅各州送到中央的统计材料，每年即达50万张。《新唐书》记载，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天，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函之多。

隋唐邮驿的发达，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