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候，邮驿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向，即“传”和“亭”逐渐统一为驿站制度。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文，一概由驿独力承担。主要文书则由发件单位派出专人送递，但途中替换的车马和食宿，也全由驿来供应。这样，“驿”就成为邮驿路上的唯一机构，它同时兼管起交通线上送往官员、专使和宾客的任务(这一任务先前是由传和亭来担负的)。另一方面，安排非官方的客商及私人旅客的食宿，则由一种新兴的私人旅店和寺院旅店来替代。

这时期仍未广泛出现私邮，只有个别的大官僚办过只供他本人使用的邮驿机构。普通百姓的邮件，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或靠亲朋中有远任官职的人转送。例如，曾著有《后汉书》的南朝史学家范晔和名士陆凯，是至朋好友，他们常有书信来往。有一次，陆凯从江南托人给在长安的范晔捎去一枝梅花，并赋一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一故事成为了文坛千古佳话。但这种凭关系捎带书信的方式是极不保险的。东晋时就出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姓殷名羡字洪乔的人，他做官到豫章太守。有一次他从京城返回本郡就职，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带了100多函书信。但这个人刚刚走出城外，就把这些信件都投入水中，口中还诅咒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晋书·殷浩传》)。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写史的人把这一事件起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洪乔之误”，意思是这个名叫洪乔的人耽误了许多人的事，让后人都来谴责这个言而无信的人。除上述外，南北朝时的确还存在过另一种私邮，那是由各地的富商们筹办的、主要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要邮寄内容的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营客舍大大发展起来，当时人把这种私营客栈称为“逆旅”。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的名称，重法的商鞅就曾经为加强中央君主专制集权而提出“废逆旅令”。商鞅认为逆旅是“奸邪”、不法之徒滋长的场所，所以应当取缔。废了这些民间客栈，则“奸伪、躁心”不生。随着两汉时期工商经济的发展，在“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繁荣情况下，民间的旅店行业很自然地也发展起来。早期的笔记小说《汉武故事》，曾描写一个汉武帝微服私访住逆旅的故事。那个逆旅老板竟把汉武帝当成半夜行劫的江洋大盗。《后汉书》也曾在许多列传里(如第五伦、周防等传)叙述了当时“行宿逆旅”、“亭舍”的情况。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所写的《步出夏门行》一诗，也有“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的句子，说明东汉末年时逆旅是很盛行的。到西晋时，逆旅生意进一步兴隆。由于公营的客舍接待很差，许多官员也奔赴私营客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邮亭馆舍，都被豪门贵族败坏。许多原设邮亭遭到破坏，使得一般商旅不得不露宿野间。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客舍应运而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时，又有一些人重弹当年商鞅的老调，提出封闭这些“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的民间旅店。诗人潘岳站出来带头反对此种议论。他写了一篇《上客舍议》，认为这是便利过往客商的有利设施，早成为“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是不可逆民心的。潘岳列举了自古以来许由、宁戚、曹操都住过逆旅的实例，指出，这是交通商旅客观之必要：“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千里行路，沿途有这些私营逆旅，“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正是众庶之望，焉有“客舍废农”之理？这是一篇我国古代很有名的文章，也是交通邮驿史上珍贵的资料，反映了诗人潘岳正确的商品经济思想。潘岳还指出，当时晋朝境内“近畿辐辏，客舍亦稠”。首都洛阳附近，逆旅分布很密，冬夏各有温凉设备，粮草充足，行止日用方便，条件很好(《晋书·潘岳传》)。

到南北朝时，这情况更有发展，无论南方北方，一些官僚都有自营客店存在。魏大臣崔光的弟弟崔敬友，就曾“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魏书·崔光传》)。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萧宏，仅在建康城里就开设了宿客和贮货兼营的“邸店”数十处。当时南北方的官吏，都建议政府给这些逆旅课以重税。这说明当时私营逆旅，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民间私营逆旅事业的发展，不仅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邮驿事业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