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5年开始，我国进入战国时代，封建社会从此形成、发展，前后长达2000年。

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代生机勃勃，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随之而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府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公文书信，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比以前甲骨轻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在湖南长沙出土过一枚战国时的铜节，为马形，又称“铜马节”。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考证，这是作为“骑传侯”的身份证明。“侯”，是掌管骑传的官名，“骑”是单骑通信的称呼，“传”指“驲”这种华贵的传车。骑传侯是专理车传和马传的专职官吏。有了这一份证明，在邮驿大道上就可以畅行无阻。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一般说符分左右两半，一半为国王所持，另一半发给带兵将领，调兵时把两符相合，以为验证。

战国时期，驿途上也用过一种称为“封传”的证件。据《史记》载，孟尝君从秦国被释放回齐国时，秦昭王后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来。但孟尝君已经乘快车逃跑了。他更换了“封传”，变换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关。秦昭王命快速邮车迅速追赶，也没有追回。唐朝学者考证，这种封传，就是后来的驿券，一种在驿道上行驶的证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尝君利用门下食客鸡鸣狗盗之徒伪装鸡叫赚开关门的典故。秦国通过关卡的通行符证制度很严，据说，此制为商鞅所定，而后来，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离秦国时，在一客店里却因无证件而被扣留，终于被秦军所获。

战国时期，别的诸侯国也用符信。1957年在安徽寿县曾发现“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节为青铜制，有两组，每组原为五枚，合之成竹筒状。上面有错金铭文，写着持节者所拥有车船、通行路线等事项。持此节者，在沿途各驿站，可以免费食宿。

战国时期，符节的名称和种类很多。就用途说，有路节、门前符节等。从形状讲，则有鹰节、雁节、龙节、虎节、马节、熊节等。

关于符，战国时期有一个“窃符救赵”的有名故事。说的是战国末年，秦国重兵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平原君写信向魏国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几次请求他的胞兄魏安釐〔xi西〕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许。信陵君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的合作，盗出虎符，夺得兵权，率领八万精兵救了邯郸之围。这一虎符便是当时调兵的凭证。这是战国时期调兵遣将的信物，必须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军管将领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持有符节的使者，有通信过程中拥有特权。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况，他可以优先通过；宣布戒严时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放行；他还可以迅速地见到君王。但是他们的通信时间，由有关部门给他们规定了期限，必须在什么时候到达何地，都有一定规定。这叫做“皆以道里日时课”，保证了通信的按时到达。

战国时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单骑通信越来越多，“遽”这个字也即有了骑马通信的含义。除国家重大事务交由专使、特使去办理而外，当时一般通信的权力逐渐下移，交给职务较低的下层官吏负责，这些人名称叫“信臣”、“候吏”、“传言”等。众多名称的出现，说明通信业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