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我国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春秋，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关键时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他们各自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大力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信设施也进一步完善。西周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争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鲁国在庄公、襄公时候，几次修筑“王姬之馆”和“诸侯之馆”，以接待来自周王室和各国的诸侯信使(《左传·庄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齐国是春秋时代首先强盛称霸的诸侯国，邮驿制度较他国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时，就使驿传井井有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遽指邮驿，委是储备物资的所在，“有司职之”意为有专人负责。假若有使者从远方来，齐国遽的负责人就立刻派人帮客人卸下行李，配备饲马的人员和准备饮食(《管子·大匡》)。楚是南方新兴大国，“以驲传命”也成为定制，设驲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驲车和驲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驲车相望于路，颇有声势。北方的燕国，虽发展较中原为晚，春秋时道路和邮驿也迅速跟上，境内大道沿途庐室林立，馆舍整洁，大路两旁还种着树木，打有水井。信使传递消息十分方便，“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舍以为藩蔽”。

由于驿道的发达，以致当时竟将驿传制度的完善与否，作为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产，高度评价晋文公邮驿的成就：“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痹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库厩缮修，平易道途。馆室诸侯宾至，甸至庭灯，仆人巡官，车马有所宾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不修宫室台榭，却花大钱整治各国信使的宾馆马厩，道路整齐平坦，客人到来沿途灯火通明，仆役随时服务，使贵客的车马都安排得很周到。单襄公奉王命到楚国访问，路过陈国，见该国道路不修，馆舍荒芜，十分感叹，断定陈国定有亡国之险(《国语·周语》)。正因为春秋时期各国交通、馆舍和通信事业的发达，才有可能使得当时许多会盟得以成功举行。据统计，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2年到春秋末的前481年，各诸侯国共举行会盟达187次，有些会盟有数十国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会盟集会，若没有完善的交通与邮驿、馆舍设施，是很难想像的。这时期邮驿制度的重要发展标志，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单骑快马通信的最早记载是郑国子产的“乘遽”。《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秋天，郑国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赶不上平乱，他临时乘了单骑的“遽”归来，这个“遽”，便是那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接力传递的最初记载，也出自《左传》，那是在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鍼去晋，在秦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10里路设置一舍，每辆邮传车只需跑10里便可交给下一舍的车辆。这样一段一段地接力，共历百舍即达千里，正好由秦国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今山西绛县)。这样的接力运输和传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单程车传要快得多。

不过，春秋时期，上述两种先进的邮传方法，还仅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到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当时大部分场合，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传车”和“驲”。传车即前面已经说过的车传通信。“驲”是一种高级急行车，一般用于高级人物需办的急事。比如，齐国大臣晏子出奔，使齐国国君十分震惊，立即乘上了“驲”去追赶，终于在边境上把这位贤臣请回。

祁奚乘驲，是另一个春秋时代邮驿发达的实例。祁奚是晋国的老臣，公正无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为众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争的牵连，被晋政府囚禁起来。叔向希望祁奚能出来说话。祁奚闻知此事，立即“乘驲”赶来晋见当政的范宣子，向范宣子证明叔向是既能谋而又少有过错、多惠于人的贤臣，要保证“社稷之固”，就应当10次赦免他。范宣子终于听从了祁奚老臣的意见，赦了叔向的罪。而《左传》上“祁奚乘驲而见宣子”的名句，也就成为春秋史上的佳闻。这一记载，也被后人视为中国邮驿史极可珍贵的资料。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驲”有时还用来迷惑敌人。有一个著名的“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的事例：南方的小国庸乘楚国闹饥荒纠集一些小国攻楚，楚处在困难的境地。楚国国君乃采取麻痹庸国的战略，故意先打几个败仗，同时秘密从各路调军。楚君乘坐了平时用作传信的“驲”亲临前线，约定各路将领在临品(今湖北均县东南)会师，攻伐庸国。“驲”车迷惑了庸国，庸国对战争毫无防备，楚国轻而易举地拿下庸国。从庸人对驲习以为常的现象可以说明当时这种通信工具已经在南方用得很普遍了。

春秋时传车通信的效率很高。当时除楚之外，处在南北交通要冲的郑国，通信设施也相当完备。著名的弦高犒师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弦高是郑国的一个商人。有一天，他正在路上经商，突然发现了秦国偷袭郑国的秘密部队。弦高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妙计，谎称自己是郑国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给秦军送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条牛，把秦军稳住；同时利用边界上设置的传车火急向郑国送去紧急情报，让国君赶紧准备对策。结果，秦军误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不敢贸然行动。郑国国君从边防邮驿获得情报，派来使臣到秦国驻军处交涉，严正指出秦军的不正当的偷袭行为。这次秘密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26年，说明在公元前7世纪时，我国中原地区的通信设施，效率已相当高，能够迅速、及时、准确把边防消息传递给国家的政治中心。

春秋时期，早期的声光通信活动仍在发展，越来越被军事家们所广泛采用。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自己的兵法中把金鼓与旌旗喻为“一人之耳目”，而他的后辈孙膑更明确指出，在发现敌情时，“夜则举鼓，昼则举旗”，这实际上就是利用声光通信的原理进行通信。

这种声光通信，在战国时大思想家兼科学家墨子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记载。《墨子》记载，战国时一些堡垒，常常树上大旗竿作目测标志，又以大鼓声作为耳听信号，根据不同战况，举起二旗至六旗，鼓声则从三声至八声。敌人越攻至近处，旗鼓越多。到夜间，则用“五烽五鼓”，即燃起五处烽燧，敲大鼓五次(《墨子·杂守》)。

春秋时，声光通信也曾闹过一次很有趣的笑话：据《韩非子》记载，楚厉王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宫中擂起了大鼓，弄得都城惶惶不安，以为有什么重要军事行动或有重大敌情，纷纷拿起武器集结在王宫门前。结果弄得楚厉王很尴尬，只好出来向大家道歉，说明这只是一场虚惊。这个故事从侧面告诉人们，那时楚国在利用声光通信方面，效率是很高的。

“邮”字正式而大量的出现，是春秋时期的事。这时的“邮”不是现在所理解的一般民间“邮政”的邮，而是仅仅作为边防上专门传达书信的机构而见于记载。孔子有一句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即是说，德行的广泛传播，比邮传还要快。当时已经把“邮”字作为比喻而用在讲话和文章里，这说明这个词那时已在社会上相当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