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朝到商朝，信息传递发展得很快。甲骨文里常有信息往来的记载。比如，商代名王武丁的王妃妇好是著名女将，常带兵出征，武丁不放心，往往用卜辞问：“妇好有信？”或“妇好无信？”这个“信”，既是信息的意思，同时也就是问有无信使到来。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断，商朝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朝大大扩展。《诗经·商颂》曾称赞规模宏大的商朝都城：“商城翼翼，四方之极”，意为整齐壮观的王都，是四方的表率。据考古学家发掘，商都城内城外，大道纵横交错，有宽广大道11条，四通八达，其中有整齐石板铺的专供车马行驶的“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根据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商王都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几条主要干线：一条通往徐淮地区，一条通往湖南、江西，另两条一达西边的渭水流域，一达西北陕北甘肃一带。这几条称为“王道”的通路，既宽广，又平坦，道路笔直，十分便利于车马行进。

商朝对道路管理有严格的制度。甲骨文里记载说，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不测，在通衢大道沿线，商朝政府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形成了商朝最初的驿站制度。起先这些据点称为“堞〔die蝶〕”，大约是用木栅墙筑成的防守工事。照韩非子计算法，当时50里设置一处。后来这些堞发展成为“次”。“次”是止舍安顿的意思，即逐渐成为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当时有霍次、齐次、淮次等名目，就是在霍、齐、淮地止宿的临时客舍。再后，又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羁”，古人注羁为“过行寄止者”。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学者们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商朝时候，羁还未冠以特别的地名，是按道路前进的次序依次排列命名的，甲骨文中曾出现一羁至五羁的记载，也即第一站到第五站。据估计当时“三十里一宿”，第五羁当距王朝约150里之遥。这些羁，不仅供止宿，而且供应饮食。

商朝已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在甲骨文中写作“(辶至)〔zhi支〕”或“(彳至)”。商王出行时，往往身边都要跟随几个(辶至)，供他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甲骨文里常有“王其田，(辶至)往”，“盂田，其？散”等，意思是商王去田猎，有□跟随左右。商时地方有许多附属于商的方国与部落，他们也往往派(辶至)向商王汇报情况，互通消息。甲骨文所谈“大使其(辶至)”，是说大这个地方派(辶至)来商；“亚旋其陟〔zhi质〕，(辶至)入”，是指亚旋地方的(辶至)入商汇报。商朝时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段递送信息的常设的驿传之制，消息命令一般都由一个专人传送到底。所以信使行途都是很辛苦的，有时还会遇上盗寇蛇虫的凶险。有一片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片记载说，有一个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了。有的驿使，行程更长，有一片商王祖庚时的甲骨卜辞载，有一位(辶至)，从一天的黄昏时分启程，在途中行了4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估计共走了1200里左右。从这个例子看，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驿传已有相当的水平了，在当时的世界居于先进地位。

有了夏、商的通信设置基础，到西周时候，我国的通信邮传制度，才得以大大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