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通信，由来久矣。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尧时很注意道路的修整。为了交通的通畅，他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修了一条通衢大道，称为“康衢”，后来改此地为“康庄”。现在我们常说的“康庄大道”，就源于此。道路的宽广，说明了那时信息的传递较为迅速方便。

到舜的时候，这种以“诽谤之木”采纳意见的方式，形成为政治制度。舜设有专司通信的官。司马迁的《史记》说，舜曾设置22名“纳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给大家。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实际上是当时起上通下达作用的通信官吏。纳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见的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上古时候，究竟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呢？史书上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民俗学的材料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居民，确实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很有趣的通信活动。云南的佤族，直到解放前还进行着原始的木刻通讯联络：如甲乙两寨发生了纠纷，甲寨便命人给乙寨送去一件木条，在木条上方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个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内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可延误。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考古学家们在青海乐都柳湾也同样发现过。那里原始遗址出土的记事骨刻，其所刻缺口与佤族十分相像。说明了距今数千年前母系氏族时代的我国原始居民，已经有了简单的通信活动。

到了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时，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那时候，交通工具已较前代发达。古书上说，“夏后氏二十人而辇〔nian碾〕”，是指用20个奴隶拉着大车子。若是没有宽阔的道路，20人拉的车是无法通行的。《左传》引用上古文献《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记载大禹治理水患后，把全国划为九个州，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以后，夏朝统治者规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夏小令》中称为“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说每年秋九月全国有一次扫除道路的任务，十月则修治桥梁。这说明夏王朝对交通管理十分重视。正因为道路的通畅，夏朝命令才下达迅速有效。《史记·夏本纪》说，夏王朝统治区东到大海，西至大漠，“声教讫于四海”。

这时，人们的通信活动也比以前复杂化了。流传下来的《夏书》说，有一种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称为“遒〔qiu求〕人”的宣令官，手执木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政府的号令。这是我国早期下达国家公文的方式。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报组织系统；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较为严密的通讯联络网。所以，夏朝设立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牧正是专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车正就是统管民间通信系统的官吏，负责天下“车旅”。传说，夏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u局〕”(《史记·夏本纪》)。有了这么多种交通工具，这时的通信就比以前方便了。

远古传说中说，尧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曾设置了木鼓。谁有建议或不满，可以击鼓示意。这种方式与至今尚在非洲大陆流行的“鼓邮”颇为相似，鼓手能在两面或多面鼓上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和节奏，表达不同的语言，起着邮传通信的作用。可以推断，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