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人类体质和健康的影响。我国古代医学一直把人体形态生理放在与生活环境相统一的关系中去认识。

水土是人类生活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它对人类体质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代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不同地域的水土性质不同，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差异。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大司徒的职责是，掌理天下土地舆图和记载人民的户籍，辅佐王者安定天下，“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皁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由此可见，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很了解生物与地理环境的适应关系。当时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调查研究各地区出产的动植物和考察人类的居住环境，从而知道应该怎样扬长避害，使人民健康兴盛，鸟兽繁育，草木繁盛。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把考察人群居住环境问题，也列入了当时官府的工作范围，并考察研究了生活于不同环境下的人群体质特征的差异。《周礼·地官·司徒》对生活或居住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的体质差异，作了具体的描述：“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住在山林地区的人，体型端正多毛)。”“二曰川泽……其民黑而津(住在川泽地区的人，体黑而润泽)。”“三曰丘陵……其民专而长(生活在丘陵地区的人，身体圆而高)。”“四曰坟衍……其民皙而瘠(生活在水边平地的人，体瘦而白)。”“五曰原隰……其民丰肉而庳〔bei卑〕(生活在平原的人，肌肉丰满，身材矮小)。”清楚地描绘了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体在形态上的差异。

《灵枢经·阴阳二十五》更把人群体质特征按东、西、南、北、中地区，分为木、火、金、水、土五种类型，加以描述。指出，木形之人(东方)体质特征是：皮肤苍白，头小，面长，肩背宽大，身直，身材小巧，手足小，有才智，好用心机，体力不强；火形之人(南方)，皮肤赤色，脊背宽广，面瘦，头小，肩背髀腹各部发育均匀，手足不大，步履稳重；土形之人(中央)体质特征是：肤色黄，面圆头大，肩背健壮，腹部宽大，下肢强壮结实，手足不大，肌肉丰满，步履稳重，着地无声；金形之人(西方)特点是：肤色白，面方，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小，足跟坚实厚壮，行动轻快；水形之人(北方)的特点是：肤色黑，面部凹陷，头大，颐部宽广，两肩小，腹部宽大，背长。《灵枢经》不仅描述了各方人的体形差异，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各方人对季节气候反应的差异。如《灵枢经》指出，东方人和南方人，一般都能适应春天和夏天的气候，而对秋冬气候适应力较差，容易受冷的刺激而生病。与此相反，西方人和北方人，通常能适应秋、冬气候，但却不太适应春夏的气候，他们往往容易受热的刺激而得病。

在汉代刘安《淮南子》一书中还讨论了不同地形、气候、土壤、水质等生活环境条件，对人群体质形态特点、疾病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淮南子·地形训》中说：东方是大川深谷水流所注入的地方，也是太阳、月亮升起的地方，地宜种麦，盛产虎、豹。这里的人个子高大，成熟早，但寿命短。体形尖，脑袋小，鼻子高，嘴大，肩膀像鸢一样，走路踮起脚后跟。南方是阳光聚积的地方，酷热潮湿。地宜种稻，出产独角犀牛和大象。南方人高个子，上部尖，大嘴，眼角有皱折，早熟而短命。西方是高山川谷发源和太阳入没的地方，地宜种黍，多产牦牛和犀牛。这里的人颈长，脊背弯曲，为人勇敢强悍。北方是冰雪常年不化、动物常年冬眠蛰伏、昏暗封闭的地方，地宜种豆类植物，多产狗、马。那里人的身体萎缩，短颈，大肩，臂部长。为人愚昧而长寿。中央地方，四通八达，雨水充足，其地宜种谷物，多产牛羊及六畜。其人肥胖，大脸盘，短面颊，美胡须，为人聪慧，善于治理国家。《淮南子》的这些论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在已难以考证。但这些论述，也绝非完全虚构。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述已将人群的体质特征与各地的环境条件，如水土、气候、物产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充分反映了古代的人类生态学观念。这些论述也表明，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对各地人群生活环境的调查研究。

古人还很注意环境因素如水土条件对疾病的影响。水为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一切生物体生理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同时水也是人们从事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维持个人和公共卫生所必备的环境条件。《管子·水地篇》中就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也。”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这说明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非常重视水对生物体的重要意义。土壤是人体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流和能量传递的中心环节，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壤有关。土壤也是一切废物的天然处理所，土壤中的元素，可以通过食物、饮水和空气进入人体，从而影响人的生理功能。因此土壤、水质低劣或受污染，都必将导致疾病，造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2000多年前，《春秋左传》中就说：“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薄水浅，其恶易觏〔gou够〕”。意思是住在高燥的地方，就不易生病，相反，住在低湿的地方，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吕氏春秋·尽数》中提到了五种水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一是“轻水所，多秃与瘿〔ying影〕人”；二是“重水所，多尰〔zhong肿〕(肿足)与躄〔bi必〕(不能行)人”；三是“甘水所，多好与美人”；四是“辛水所，多疽与痤(都是恶疮)人”；五是“苦水所，多尪〔wang汪〕(突胸仰向病)与伛(伛脊病)人”。虽然这里所提到的五种水质环境究竟指哪些地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当时人们明确地认识到某些地区性的常见病的发生，是与环境水质有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现在知道，许多地方病的产生，是与环境中的水质分不开的。例如长期饮用含氟量过高的水，可使人患斑釉病和氟骨症，这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水土病。在水质含氟量过高的地区里，氟骨症使许多人有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僵硬，有的甚至脊柱僵化不能弯腰。这种情况，就很像“苦水所，多尪与伛人”。所谓“轻水所，多秃与瘿人”应该就是近代医学揭示的，由于缺碘而引起的地方性甲状腺肿病。

《淮南子·坠形训》中也有多方面的记述。它指出：“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long隆〕(淋病)，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这里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环境对人群体质健康的种种影响，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其中有些结论，如“暑气多夭”、“寒气多寿”、“险阻气多瘿”等等结论，都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明代陈绛在《辨物小志》中说，泰山境内数百里，居民十人中就有九人病“瘿”，指出瘿病多发生在山区。李时珍也说：“两山夹水，其人多瘿”，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甲状腺肿这种地方病，在内陆山区，特别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发病率较高。所以古代说“险阻气多瘿”，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中总结了水质与健康、长寿的关系说：“天下之水，用之灭火，濡槁相同。而其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同也。”指出水质好坏随环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举例说：“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晋之山产礬〔fan凡〕石，泉可愈疽，……瘿消于藻带之波，……雪水洗目而赤退……”为利用环境条件治疗疾病，开辟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