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前后500多年间的一部诗歌总集，诗人熟悉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名称、形状和特点，他们赋诗往往因物起兴，所以这部诗歌总集涉及大量动植物名称和大量动植物与环境关系的描述。

《诗经》中提到黍的诗很多，例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魏风·硕鼠》)“芃〔peng朋〕芃黍苗，阴雨膏之。”(《曹风·下泉》)……总计提到黍的诗有15篇之多，内容不仅涉及黍名，而且提到了黍的杂草、鸟兽虫害以及黍苗生长与雨水的关系等等，这说明当时黍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葛在《诗经》中也经常出现。《王风·葛藟〔lei蕾〕》中有“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的诗句。《广雅·释草》说：“藟，藤也。”郭璞注《尔雅》时也指出：当时江南人称呼藟为藤，可见葛藟就是葛藤。它是多年生藤本豆科植物，它主要生活于水边涯岸的地方，茎蔓生、皮可以作纤维代替麻用。《诗经》在这里不仅著录了它的名称，还反映了它的生活环境。

《豳〔bin宾〕风·七月》中有“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的话。韭，就是韭菜，百合科植物，是我国最古老的栽培蔬菜之一。同诗还有“七月亨(亨同烹)葵”之句。葵，今名冬葵，俗名冬寒菜，锦葵科植物。其嫩叶可供蔬食，又可作干食，茎叶都可入药。可知，当时人们已经种植了多种蔬菜。

《诗经》的《国风》中有许多篇提到榛树和栗树。例如：《邶〔bei背〕风·简兮》中记载：“山有榛，隰〔xi习〕有苓。”榛属桦木科植物，产于中国北部，果实叫榛子，可以食用和榨油。苓(古莲字)则生长在低洼的沼泽里。关于苕，《小雅·苕之华》中写道：“苕之华；芸其黄矣，……苕之华，其叶青青。”苕，今名凌霄花，属紫葳科落叶藤本植物，茎常缠绕在高树上，在近树顶处开黄色花，朔果圆筒形，可供观赏，也可入药。

《诗经》中提到的植物有143种，动物109种，共252种。这些动植物绝大部分产于我国黄河流域。在2500多年前，就记载了这么多黄河流域的动、植物，这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古代文献中是很罕见的。

《诗经》没有关于动、植物系统分类方面的记述，但是已经有了动、植物品种的概念。例如《大雅·生民》中有“诞降嘉种，维秬〔ju巨〕维秠〔pi批〕，维糜维芑〔qi启〕”的诗句。“秬”和“秠”是黍的两个品种，一个是一壳一米的黑黍，另一个是一壳二米的黑黍；“糜”和“芑”是稷的两个品种，一个是红苗嘉谷，一个是白苗嘉谷。《鲁颂·閟〔bi必〕宫》中还有“黍稷重穋〔lu路〕，稙〔zhi直〕稚〔zhi至〕菽麦”的记载，重、穋、稙、稚，是农作物品种的大类名称，指早熟品种和晚熟品种，或生长期短和生长期长的品种。总之，由以上可以看出，当时不仅有了选择良种的概念，而且出现了许多优良品种，并且已经对这些品种加以概括分类。

在《诗经》时代，人们还根据树木的形态，对树木进行分类。《周南·葛覃》有“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周南·汉广》有“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小雅·伐木》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等诗句，其中出现了“灌木”和“乔木”两个词。根据《尔雅·释木》说：“木族生为灌。”《毛传》说：“灌木，聚木也。”两者解释相同，可知当时“灌木”指丛生无主干的树木；《毛传》又说：“乔，高也”，“乔，上竦也。”《郑风·山有扶苏》还有“山有乔松”之语，把松树和乔木联在一起。可见，乔木指像松树那样高大而有主干的树木。《诗经》中“灌木”、“乔木”这两个植物学术语一直沿用到现在。

《诗经》中还有许多描写动物的诗。《大雅·韩奕》：“孔乐韩土，川泽訏〔xu许〕訏，鲂〔FANGXU房序〕甫甫，麀〔YOU优〕鹿噳〔YU雨〕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赞美了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782年)韩侯封国内(今陕西韩城县一带)物产丰富：宽阔的江河里有肥大的鲂鱼和鱼，山里有雌鹿和雄鹿，有熊有罴，还有猫和虎。这里提到的猫是野猫，而不是家猫。诗中反映了当时陕西省的生态状况，如今在陕西是再也见不到虎了。

《诗经》还有许多章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动植物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例如：《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蓼类)。”《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kao考〕、隰有杻〔niu纽〕，……山有漆，隰有栗。”《秦风·车邻》：“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这些诗句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有些植物如松树、漆树、枢树、栲树等，适宜生长在较干的山上或阪地。而另一些植物如栗树、杨树等，则适宜生长在低湿的地方。《秦风》、《唐风》中都提到“隰有栗”，当时秦国和晋国所处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陕西中部和山西中部)多为潮湿的原野，很适宜种植栗树。又例如：《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采蘩，于涧之中。”《召南·采蘋》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所说的白蒿(蘩)、浮萍、水藻都是当时经常采食的野菜。诗句充分反映了诗人对这些植物生活环境的了解：它们生长在低湿沼泽和有水的溪涧。再例如：《小雅·鸿雁》：“鸿雁于飞，集于中泽。”《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这些表明当时人们知道鸿雁和鹤都生活在沼泽地，黄鸟则多在灌木林中栖息。总之，在《诗经》时代，人们已经知道不同的环境，适合生长不同的动植物。

古代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还逐渐认识到气候的年周期性有规律变化同植物的生长荣枯及人类的各种农事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这就出现了最初的物候知识。这种知识到了西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人们已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诗经》中“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和“秋日凄凄，百卉具腓〔fei肥〕”的诗句，反映了春秋季节变化与植物荣枯的关系。在《诗经》中著名的一篇农事诗《豳风·七月》中，不仅写了“四月秀葽〔yao腰〕”(四月狗尾草吐穗)、“七月亨葵及菽”(七月烹煮葵菜和大豆)、“八月断壶”(八月摘葫芦)、“九月叔苴〔ju居〕、采荼薪樗〔chu初〕”(九月采麻、苦菜和砍柴)、“十月纳禾稼”(收稻谷)的诗句，记录了植物物候；还写了“五月鸣蜩”(五月蝉鸣叫)、“斯螽〔zhong终〕动股”(蝗虫初生，只能动股跳跃，还不能飞)、“六月莎鸡振羽”(六月纺织娘开始振羽鸣叫)、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檐下)、“九月在户”(房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具体、明确地记载了动物物候，并据此来安排生活和生产活动，这是多么宝贵啊！

和《诗经》成书时间差不多的《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指导农业生产的物候历，是以动植物生态知识为基础，结合天象制定出来的。它记录了夏代以来积累起来的物候知识，其中记载的起物候作用的植物有柳、梅、杏、堇〔jin仅〕菜、芦苇、狗尾草、栗、菊等18种，主要以始花期作为物候来临的标志；记载的起物候作用的动物有大雁、鱼、田鼠、燕、蛙、蝉、鹿、蜉蝣等33种，主要以动物往来、出入、交尾或鸣叫期为物候来临的标志。记载很详细也很科学，是一部非常可贵的物候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春秋战国以前，我们祖先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有关动植物的知识，为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这些生物学知识还是零星分散的，真正将动植物世界作为对象，比较系统的深入的考察研究，是从春秋战国以后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