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从小放过牛，讨过饭，当过和尚，在军旅生涯中开始学习文化，由于受到儒师的指教，懂得治国平天下。因此，他不仅是一位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开国君王，而且也是一位尊师重教的父亲。

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朱元璋也望子成龙心切。在干戈抢攘的岁月，他指挥金戈铁马攻城掠地，每攻下一城一地，头等大事就是访搜名师，或收为幕僚，或延聘为家师。在占领金陵后，他修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聘请四方名儒至堂中教授诸子。如名儒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都有治乱安邦的雄才大略，受到朱元璋的敬重。在战乱中，朱元璋恢复儒学，以宋濂为儒学提举，并将长子朱标遣送儒学受教。建国后他更是尊师重教，命名儒入禁中文华堂为诸王子授业。宋濂为太子师先后10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规劝，并教以国家政教及前代兴亡史事。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为了加强诸王子的教育，朱元璋还建立了经筵日讲制度，慎选翰林院文学之士入值诸王子府给诸王子进讲经史，并根据诸王子的年龄和学习程度制订系统的教学计划，严格教育训练。

除延师教子外，朱元璋从不放过一切机会对诸子言传身教。如在战争年代，他让儿子和老师跟随军旅之中，亲眼目睹他和将士血战沙场，锻炼儿子的胆识和学习用兵之道。每一战斗结束，他总要让老师给儿子讲习兵法，结合实战的胜败，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他要求儿子像将士一样过着艰苦的军营生活，甚至让他们参加刀光剑影的战斗。后来，他让人将古代的孝行典例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文并茂的教材，颁赐给诸子早晚观览，以培养他们勤俭劳苦的品质。他告诫诸子：“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

为了使儿孙们不忘创业艰难，使儿孙敬守祖法，他命儒师精心编撰了两部书，颁发诸子学习。一部是《昭鉴录》，选辑了自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必要性；一部是《祖训录》，精选了他平时教育诸子的训言，要求每人抄写在自己所居王宫正殿内宫东墙壁上，随时观览自省，以铭记他的教诲。

朱元璋曾对诸子的老师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为了让儿子们知道民间疾苦，在他们年长时让其离开深宫，到老家凤阳生活一段时间，更多地接触民间生活。他的四子朱棣即明成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在宫中他亦随时教诲诸子。一天，他退朝还宫，诸子侍奉身旁。当他们父子来到一片空地时，他对诸子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敬戒。”(《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由于朱元璋平时注重家教，所以他的儿子们成年后大都很能干。太子德性淳朴，深知国政，二子、三子、四子分别封藩西安、太原和北平，成为藩屏北边的支柱。五子颇有文才，著《元宫词》百章，又著有《救荒本草》，选出400余种可救荒的草类，制成图谱，加以注文，不仅可助于救民饥荒，也是一部难得的植物学专著。八子、十子、十一子都以精通文学和礼贤下士而闻名。十二子文武全才，曾开景元阁，招纳文士校雠图籍，俨然有名士之风。十七子尤以文武全才和足智多谋受到朱元璋的钟爱，他撰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著作数十种，还通晓音律戏曲。所有这些，都是注重家教的结果。

注重子女教育，百姓人家都不难做到。但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用心于诸王子的家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客观上朱元璋的家教不仅成功地造就了他的儿子们，为明初几代的政治奠定了基础，而且他的示范作用也影响了百官。上行下效，有明一代的家教风气，历200余年不衰，以致才子辈出，名家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