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史料证实，最早使用书院之名的是唐代官府。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随笔》一书中明确指出：“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袁枚的说法成为书院研究者所公认的最权威的结论。这一说法肯定了两点：第一，最早使用书院之名者是唐玄宗时创置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第二，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官府的修书之地，而非士子肄业之所，是官府皇宫的图书馆，而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

丽正书院，也称丽正修书院，又称丽正殿书院。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在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专设校定官四名。《新唐书·百官志》则称：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乾元殿改称丽正修书院，专设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又在光顺门外置书院。开元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也置丽正书院。这就是说，自开元五年至开元十二年(公元717年-公元724年)唐玄宗先后在乾元殿、光顺门外、明福门外三处置丽正书院，抄书、修书和校书。

集贤书院，也称集贤殿书院。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随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的丽正书院也改为集贤书院。

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的基本职能是修书、校书。其动机和目的重在显示唐代统治者崇儒问道的精神和功德，同时也表明唐代统治者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以古鉴今的决心和善举。

起初唐玄宗的大臣名儒褚无量，认为内库旧书自唐高宗以来，一直藏在宫中，历时久远，逐渐丢失、损坏，奏请派专人缮写、刊校，以便弘扬经籍之道。这项建议深得玄宗赞同，遂令在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并广采天下异本，进行刊校。经数年努力，四部经籍，得以充备。玄宗十分高兴，命褚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

有一天，玄宗召集张说和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玄宗对张说讲：今天，朕与卿等众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为集贤殿。遂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并命张说主持院事。很显然，集仙殿明显有道家、道教的意味，改为集贤殿表明了崇儒的精神。

有一次，中书舍人陆坚提出：集贤殿书院学士用人不当，而供俸太高，耗费过重，无益于国家，主张罢免众学士。张说听到后，公开予以驳斥，指出：自古以来，帝王功成之后，往往有骄奢自满之失。有的大兴池观，信佛奉道；有的迷恋声色，腐化堕落，耗财扰民。如今，皇帝崇儒问道，亲自讲论经籍，聘请众多豪俊之士，创置丽正书院，作为天子礼乐之所，所用费用极少，而所获益处却极大。陆坚之言，实无道理。玄宗得知，深信张说之言有理。陆坚由此而不再受重用了。

自西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普遍遵循的治国方略。收藏、整理经籍成为统治者尊孔崇儒的重要举措，也是统治者炫耀功德的重要标志。搜集、收藏、刊校、整理经籍成为朝廷的一件大事，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唐玄宗创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为了表明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增强统治威力的决心。《旧唐书·职官志》，曾详细列举历代藏书、校书之事，以证明唐玄宗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继承汉魏以来的历史传统，也表明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是由汉魏以来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一类的官府藏书机构发展而来的，并具有类似的职能。

不过，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较前代的藏书、校书机构职能有所扩展，新增了咨询、顾问、侍读、侍讲的职能。通过“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发现“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上奏请求征集，“其有筹措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称：唐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大学士侯行果等曾侍讲《周易》、《老子》、《庄子》。侍讲后，玄宗经常赐酒宴，学士与玄宗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唱和，多得玄宗嘉赏。

《全唐诗》中保留了几首君臣酬和诗，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书院设置的确切时间和部分活动内容。唐玄宗的诗有一首是《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诗前有序，注明时间为“乙丑，开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还有一首为《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其前几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