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播始终与经典的翻译、论著的撰述联系在一起。为了使这些经典和论著得以广泛传播，历代佛教徒以惊人的毅力，含辛茹苦，默默耕耘，先是写经传看，后又以石刻或木刻印刷方式出版。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为发展祖国的文化艺术做出卓越贡献。

以笔墨在纸上书写佛教经典，称之为“写经”。东汉以后，写经之风逐渐盛行。当时人们对写经的态度十分慎重，不仅端正地抄写某经的经名和全部经文，还要写上卷数、字数以及抄写人的姓名、抄写时间、用纸张数，乃至校对人、审阅人、监事人的姓名。为了保护纸张不致皱折、损毁，往往在最后一张纸的左端粘一圆木棍，称做“轴”，然后从左向右卷起，成为一卷。经书的这种装帧形式，称之为“卷轴式”。由于写经相当艰苦，费时费工，所以自六朝以后，一些大型寺院十分注意收藏为数庞大的写本经卷。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这批古人几十年如一日抄写而成的藏经，绝大部分已遗失或毁坏。近代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六朝及隋唐写经，虽然是残篇零帙，但也已堪称无价之宝了。

写经因年代久远，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内容上讲，如果抄写的是大藏经中已收入的经典，则可提供校勘之用；如果抄写的是大藏经中未被收入的经典，则它既可弥补大藏经的不足，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价值更高。

自唐代起，寺院和民间还流行着墨汁写经以外的其他写经，如用金银字写在绀〔gan 赣〕青纸上的“金经”，以刺血方式书写的“血经”。这两类写经由于装帧精致，书法优美，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石刻佛经，就是将佛教典籍镌刻在石头上，石刻的佛经称做“石经”。石刻佛经，具有永世长存的意义，故镌刻石经被佛教徒视为功德无量的事。后来，又由于毁佛运动的刺激，佛教徒更把它当做保存佛法的最好办法了。

从形态上说，石经大约可区分为以下四种：

(1)摩崖石刻。即刻在山崖上的石经，其代表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和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

(2)石柱石经。即刻在石柱上的石经(藏于石洞之中)，其代表是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

(3)经幢石经。经幢，是一种建立于寺院内的柱形佛教石幢，有特定的形制。主要刻写各种经咒，大多用汉文，也有用梵文或其他文字的。

(4)碑版石经。即刻于碑版，镶嵌在寺院墙壁或保藏在山洞中的石经。

前者的代表，有杭州西湖孤山的《法华经》、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的《法华经》等；后者的代表，当数北京郊区房山云居寺的石经。

房山石经的开雕，由隋代僧人静琬于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发起。此后，历代僧人前赴后继加以续刻，直至清代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才停工。本世纪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发掘和整理，计保存石经刻版1.5万余块，其中完好的1.4万余块，刻有佛典1000余种，3400余卷，包括题记6000多则。这是国内现存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

房山石经内容主要是已翻译过来的佛经，其中辽、金两代所刻的石经主要为《契丹藏》，由于《契丹藏》久已失传，所以这一部分石经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房山石经还保存了88部、174卷其他各种大藏经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当然更为珍贵。至于6000多则施刻人题记，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职官、地理等，都有重大意义。总之，它是东方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8世纪前后，中国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它很快为佛教所利用。敦煌发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由王玠〔jie 介〕出资雕刻的卷轴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随着雕板印刷术的发展，全部大藏经刻印条件已经具备。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命宦官张从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全藏，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全部刻板13万块，名为《开宝藏》。全藏共5000余卷(后有三次修订，增至6600余卷)，现仅存数卷残本。

自《开宝藏》起，历代都有大藏经的木刻本问世。至清代《龙藏》为止，在近800年内完成将近20部官、私大藏经的雕刻。其中宋代除《开宝藏》外，还有《崇宁藏》、《毗〔pi 皮〕卢藏》、《资福藏》、《圆觉藏》、《碛〔qi 气〕砂藏》；辽代有《契丹藏》；金代有《赵城藏》；元代有《普宁藏》、《弘法藏》、《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明代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清代有《龙藏》。上述版本中，只有《龙藏》的木刻板至今尚存，文物出版社近年已重新印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代汉文大藏经已采用铅字排印出版，如国内的《频伽藏》、《普慧藏》，日本的《弘教藏》、《卍〔wan 万〕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等。

从1982年起，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国内学者正在编辑出版迄今为止最为宏富的汉文大藏经《中华大藏经》。它计划收入经典4200余种，2.3万余卷。它的出版，将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较为完整的、全面的佛教研究资料。

金代《赵城藏》

藏文大藏经在13世纪以前，也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至延祐七年(公元1313—1320年)间，在江河尕〔ga 嘎〕布主持下，雕印了第一部木刻本藏文大藏经，称为“奈塘古版”。此后续有刊刻，前后不下10余种版本。 目前，《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也已陆续出版。

傣文大藏经有三种(傣泐、傣纳、傣绷)，主要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抄写本，近代以来则已普遍使用纸张书写佛典，只是目前还没有印刷本。

古代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是中外文明的交汇点。在西夏统治时期，当地僧侣曾将大量经卷、画卷等秘藏于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复室之中，此后即长期被人们遗忘。直至本世纪初，因偶然的机会，莫高窟的藏经洞才重见天日，其中的宝藏(包括写本文书、织绣、绘画、法器等)得以再现于世。物件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弄清。一般估计，仅文书总数就在四万件以上。

藏经洞文书和其他宗教艺术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发现之日起，人们便给予它充分的重视，把它连同敦煌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等作为专门学科来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学”。

敦煌文书，以写本卷子为主，内容可分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佛教方面的文书包括：

(1)大藏经已收入的经、律、论。 由于它们早于流传世间的刻本藏本，未经转抄，脱落错误较少，因此能反映这些经典的早期形态，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2)未收入大藏经的经、律、论。这些著作从未被人所知，因而可以借它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

(3)疑伪经典。据有关学者统计，藏经洞共保存疑伪经典有七八十种，它们为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

(4)三藏章疏。传统大藏经通常只注意收入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学者撰写的有关经、律、论的章疏并不重视，其实这些章疏是了解中国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

(5)反映寺院宗教活动的材料。如变文、讲经文，是寺院宗教集会上演绎经义常用的材料；授戒的牒文、布萨(检查僧徒遵守戒律情况)的记录以及僧众名单，则是寺院具体宗教活动的材料。

(6)反映寺院经济生活的材料。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借契单据，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寺院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形态。

敦煌藏经洞稀世瑰宝的问世，当时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冒险家却趁机纷纷涌入敦煌，疯狂劫掠宝藏。首先到达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买通监守人，获取了大量写本文书。接着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也掠走了大批写经。其后，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如法炮制，也弄去不少宝贵资料。俄国人勃奥如切夫和美国人华尔纳不甘落后，相继借考古之名，盗走大批文物。据统计，他们总共劫掠去将近三万卷敦煌写本卷子。后来，清政府迫于国人压力，才命人将劫后残余的8000多卷运往北京，保存于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

1949年以后，我国政府先是在敦煌建立文物研究所，“文革”以后扩大为敦煌研究院。数十年来，学者们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对敦煌文物的不断深入研究，可以预言，敦煌学将日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