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是明末著名的军事家，他与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合著的《车营扣答合编》，是论述在西洋大炮大量使用情况下，车、步、骑、辎重相结合战法的专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 威震蓟辽的孙承宗

孙承宗，字稚绳，别号恺阳，祖籍河南，世居高阳(今河北高阳城北)。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进士，有智善谋，畅晓边事。任职后官阶屡进，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升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蓟、辽、登、莱、天津军务。在职四年，调整边关指挥系统，额定兵制，筑城堡54座，练兵11万，开屯5000顷，派将戍锦州、松山及大小凌河，拓地200余里，声威大振。后遭魏忠贤阉党排挤而削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10万大军突破喜峰口，直逼京师，崇祯皇帝命孙承宗驻守通州，拱卫京师，收复遵化等四城，重振蓟辽。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孙承宗再次被罢官，退居故里高阳七年，“门无宾客，室无媵侍，居无玩好，出无舆从。危椽老屋，(米历)饭事酒，丛书散逸，篝灯讲诵，夏扇冬炉，孙子夹侍，整襟危坐，俨如图刻”(《牧斋初学集·孙公行状》)。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清军围高阳，76岁的孙承宗带领全家登北城死守。城破后，清军以官禄诱降，以死相威逼，当着孙承宗的面杀死其宁死不降的孙子。孙承宗不为所动，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其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仅有六儿媳怀抱其孙，隐蔽草垛而幸免于难，可谓满门忠烈。他著述甚丰，有《督师全书》100卷、《督师事宜》18卷、《文集》100卷等传世，而《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说》则是其代表作。

鹿善继(公元1575—1636年)，字伯顺，号乾岳，定兴(今属河北)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随孙承宗督师蓟辽，又随孙承宗罢职，二人交谊深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清军攻定兴，鹿善继入城助守。城破，不屈而死。著有《车营图制》，并参与《车营百八答》、《前督师纪略》、《后督师纪略》等著述。

杜应芳，生卒年月不详，忻州(今属山西)人。初任顺天府(今北京)通判。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随孙承宗督师蓟辽，任武库主事，与兵部主事孙元化共同管理和督造火器，成绩显著。他善制炮、造车和多种兵器。参与《车营百八答》、《后督师纪略》的著述。

(2) 时代特色鲜明的《车营叩答合编》

《车营扣答合编》(简称《合编》)由《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说》、《车营百八答》汇成。第一部分为鹿善继所撰，第二、三部分为孙承宗著，后一部分出自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之手。由于保密，当时未全部刊印。现存有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汇刻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铅印本，全书四卷，约17万余字。

全书以叩问、解说和应答形式，论述了装备枪炮等火器的车、步、骑、辎重各营，以及由它们合编的合成车营和水师营的编制、兵器配置、战阵布列、车步骑辎水各营协同、各种天候、地形、敌情条件下的作战要领、后勤保障等问题。这些营具有较强的火力与较好的机动性，各营既可独立作战，又能以合成车营协同作战(孙承宗称此为“叠阵”)，是对戚继光所编练的车步骑辎重合成军和水兵营的继承和发展。各营的编制方式、序列和人数大同小异。以车营为例，每营编四冲，每冲编二衡，每衡编四乘，每乘编四车，每车编25人，全营3200人，配战车128辆。由车步骑辎重编成的合成车营共6627人，装备火炮344门，火器的总量已超过戚继光所编练的各营。布阵时，战车在前，步、骑和机动部队“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是鸟枪、佛郎机在前，火箭、三眼铳在后，便于发挥火力的综合优势。

《合编》认为，车营的使用须因敌、因人、因天、因地而变，不可拘泥一法。若所遇之敌小，“则一冲领一面之兵出战，而一面之中自为两翼；步战则骑为奇伏，骑战则步为奇伏；敌大则四冲领四面之兵出战，步战亦骑为奇伏，骑战亦步为奇伏，而以中权督之；枪用连环，炮用叠阵，循环无端，故一营之马步矢炮无一不可为用，而守战具得其宜”(《车营百八答·第百六答》)。车营的优越性虽大，其关键还在于人，车兵要熟练战法，“授以方略，使熟而习之，临时通用，其妙无穷”(《车营百八答·第九十四答》)。车营受地形的限制很大，所以官兵要因地制宜，或据险设伏，或旁出袭敌，或长驱拒敌，这样才能每战必胜。车营布阵须灵活机动，其阵形虽有方、圆、曲、直、锐，但其变化无穷，当圆而圆，当曲而曲，当直锐而直锐，随机应变，才能取胜。

孙承宗在《车营百八叩·序》中，对运用合成车营作战的要旨，做了详细的阐发：运用合成车营作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扬火器(主要是火炮)的威力，发扬火器的威力又在于发扬各营协同作战的优势，不论是水战、陆战，或是陆上车步骑辎重协同作战，或是水上与陆上协同作战，或是众寡、奇正的变化，都在于此；火器要用战车运载，才能提高其快速机动力；战车因装备了火炮，才有更强的威力。这就是孙承宗所说车营叠阵战法的真谛。这种战法，只有在西洋大炮(明朝称红夷炮，清朝改称红衣炮)和灭虏炮等各型火炮大量使用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它比戚继光以使用佛郎机炮为主而形成的合成军战法，又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