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兵书著述家，他与丁度等人合作编著的《武经总要》，开创了兵书编著的新体例，成为现存最早由官方编修的第一部综合性兵书，或者称百科性兵书，对此后兵书的编纂和兵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1)知文通武的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生，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中进士。初知会稽县，因治理镜湖水患有方而深得民心。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公元1040—1044年)，他奉命采集古兵法和本朝计谋方略，编成《武经总要》。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曾公亮升任天章阁待制，知郑州，知开封府事，政绩甚佳，民有夜不闭户之安。之后，又担任过参知政事、吏部大侍郎、集贤殿大学士等职。仁宗末年，即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契丹人入扰河界，曾公亮力主禁除，消除边害。后又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等职，晋封鲁国公。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公亮因年迈退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九月，又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等职，治军有功。不久，以太傅致仕。致仕前曾荐王安石为相。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去世，神宗赠以太师、中书令，谥号“宣靖”，配享英宗庙庭，并御篆“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他为北宋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曾公亮共同组织编纂《武经总要》的丁度，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生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曾任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等职。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去世，谥号“文简”。除《武经总要》外，还有《备边要览》、《庆历兵录》、《赡边录》、《迩英圣览》10卷、《龟鉴精义》三卷、《编年总录》八卷等论著。

(2) 我国官修的第一部综合性兵书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20卷。前集有各种军事制度15卷、边防五卷。后集有历史故事15卷、阴阳占候五卷。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首刊本和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重刻本至今未见。现存较早的是明弘治至正德年间(公元1488—1521年)据绍定本重刻本，中华书局于1959年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李赞刻本、嘉靖刻本、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庄重抄本均属善本。《四库全书》本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错、漏、删改、失真、妄说之处颇多，难以为据。

《武经总要》的编纂和刊行，明显地反映了北宋初统治者对兵学研究的重视。为了能在对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的军事斗争中取胜，朝廷命文武百官总结研究历代的军事理论、战争经验和军事技术等内容，并集中人力、物力，编纂综合性兵书，以合时用。宋仁宗还在御制《武经总要·序》中，对编纂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遵照仁宗的要求而编成的《武经总要》，具有两大历史性进步。

其一，在论述军事问题时，不再片面追求新原则的创立，以及从各种角度对既往原则的反复阐发，而是把历代兵学经典中对同类问题的论述，加以逻辑整理和编排，再注入本朝的新创见，为统兵将领提供系统的兵学理论。按照这种方法，《武经总要》所论及的军事问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兵法理论、选将练兵、行军宿营、战略战术、战法战例、历代阵法、水攻火攻、兵器制造与使用、军事筑城与城战兵器、战船的形制构造与水军器械、军事制度、军队编制体制、军事组织、军事地理、兵要地志、军事后勤、阴阳星占等。这些内容分载在全书的40卷中，或一类一卷，或一类数卷，或类卷交错。这种编纂方法，既提高了全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便于查阅，对此后兵书的编纂，具有借鉴作用。

其二，调整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二者的比例，其中军事技术内容大幅度上升，克服了既往兵书在这两方面畸重畸轻的倾向，改变了过去兵书对军事技术只是点到为止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倾向，使统兵将领在熟谙军事理论的同时，也能掌握军事技术的要领。尤有特色的是在军事技术各卷中，还配有虽系古朴但又具有形象示意的大量图绘，把北宋以前及当时的军事技术，如同历史的缩影画卷，展现于读者的案前，使人们对文中的军事技术内容有全面的了解。《武经总要》还及时地收集了当时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性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指南鱼和三个火药配方。

指南鱼是一种磁性的指南仪，西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已经提到，但没有详细介绍。《武经总要》则首次叙述了它的制法、构造和指南的原理。制作时，先将薄铁片剪成二寸长、五分宽的鱼形模样，然后把它放在炭火中烧红，用铁钳夹住鱼头，移至火外，使鱼尾正对子位，并放入水盆中，让鱼尾没水数分，装入密封的容器中。使用时，将一个水碗放在无风处，让指南鱼浮在水面上，其头便自动指向南面。指南鱼的研制促进了指南针的创造。大约在11世纪末，我国已将指南针用于舟师导航上。

火药发明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08年)，但到北宋初才用于战争，而《武经总要》则是把制作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三个火药配方公布于世的最早文献。

《武经总要》编纂体例的两大进步，提高了兵书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所以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称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亦有足资考证者”。此评价是十分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