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以后，兵学论坛曾沉寂了200多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没有给后人留下他的用兵经验之作。明朝前期的朱元璋和朱棣两个武功彪炳史册的军事统帅，也只有在《明实录》等明代史籍中能找到他们的军事论述。出于兵家之手的兵书则寥寥无几。到了明代后期，兵书的著述却又进入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三春季节。其时，兵书著述异彩纷呈，百花齐放。各种专题性兵书有争奇斗艳之态，综合性兵书有包罗万象之势。可以说，两宋以后的兵书精粹，集群式地开放于这100多年之间，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明朝自嘉靖年以后，朝廷各派斗争愈演愈烈，政治危机四伏。东南沿海和北部沿边战争连绵不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武装挑衅、抗倭战争、中朝联军抗击日军侵朝之战、防御蒙古族内扰的反击战、后金军攻明的萨尔浒之战、明军保卫宁远之战等。其中明朝与后金的军事斗争，从万历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兴师攻明，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为止，始终没有停止过。

明朝的爱国将领、文武官员和爱国人士，为了保国守土和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一方面积极发展军事技术，引进和仿制火绳枪、佛郎机铳和西洋大炮，改进各种传统火器的形制构造，建造各种适合近海作战的战船，改建沿海卫所的墩台城堡，在长城沿线创建空心敌台和各种城防设施，创编以装备火绳枪炮为主的合成军，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努力著书立说，编纂兵书，总结和推广对敌作战的新鲜经验，以提高明军官兵的军事理论素质。一批用铁与火熔炼凝聚而成的兵书精品纷纷问世。其中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俞大猷的《韬钤续编》，唐顺之的《武编》，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江南经略》，何良臣的《阵纪》，王鸣鹤的《登坛必究》，赵士桢的《神器谱》，何汝宾的《兵录》，茅元仪的《武备志》，孙元化的《西法神机》，焦勖〔xu 续〕的《火攻挈要》，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等。这些兵书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它们论述的重点已从一般的兵法、谋略、战法和阵法，转向火绳枪炮和新型战车、战船大量使用条件下的军事建设和作战理论，其作战对象明确，应敌之策可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其次，兵书编纂的体例已经明显地区分为大型综合性和专题性两大类。大型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在基本沿袭《武经总要》的编纂体例上，又拓展了新的学科而使之更加完备。专题性兵书《纪效新书》、《火攻挈要》等，对所论专题的内容广采博收，囊括无遗，专题的特色极为明显。

其三，孙元化与焦勖等人，已经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火炮的制造与使用，基本上脱出了阴阳五行化生、君臣伦理学说和经验描述的旧轨，奇门遁甲、风云杂占和方术迷信之雾已为之一扫。

其四，明朝后期的兵书都十分重视军事技术的研究，《武备志》以33卷的篇幅专论军事技术，《神器谱》、《西法神机》与《火攻挈要》，则是以火绳枪炮的制造与使用为基础，论述兵法和战法的兵书，并认为智谋良将、精练士兵与精良利器是缺一不可的制胜三要素。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兵书第一次著述高潮，具有为我国古代军事学奠基的意义，那么明朝后期形成的兵书第二次著述高潮，则使我国古代军事学发展为一个包容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在内的完备体系。

入清之初，兵书著述第二次高潮的余波尚在，佳作仍能问世。生于明末、成长于清初的顾祖禹，呕心沥血30年，辑成军事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至今仍是一部闪烁着耀眼光辉的佳作。由于阶级和民族心理的局限，爱新觉罗氏为了大清帝国长治久安的需要，推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下令查禁《武备志》等既往的兵书佳作，篡改兵书中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内容。收入《四库全书》的明代兵书，只有五种55卷，仅占明代兵书1023部10716卷的5‰。与此同时，国人不得擅自著述兵书，西方新兴的军事著作无法传入，兵书著述和兵学研究进入低谷时期，纵然有几部著作问世，也不过是沉闷夜空中星星点点的辑录式萤光，难以寻觅其创新之处。由于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经过将近200年的窒息，使中国这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成为一个严重休克的病者，终于在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被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和先进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打得遍体鳞伤，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不堪忍受这种奇耻大辱，于是他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旗帜，在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西方坚船利炮技术的同时，引进和翻译西方的军事书籍，从而引发了中国兵书著述的第三次高潮——翻译西方的军事书籍和著述新型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