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学家传经的主导思想是“通经致用”。“致用”的观点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今文学家把它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神秘化的理解，也就是学什么用什么，并且立竿见影，于是就出来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预察政变的奇事。

《洪范》是《尚书》的一篇。凭它来预察政变是今文《尚书》学者夏侯胜的故事。原来，汉昭帝死后，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荒淫无度，即位不满一个月又被霍光废掉，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玄孙刘洵，就是宣帝。在汉朝，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据《汉书·夏侯胜传》记载，在霍光策划废立时，天气久阴不雨。夏侯胜就劝阻刘贺不要外出，说是有人想搞掉他。霍光闻讯以为事情泄漏出去，派人去问夏侯胜是怎么回事，夏侯胜说他是根据他老师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上“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的话推论出来的。因为夏侯胜最后也赞成废立，所以霍光对他优礼有加，并且叫他用《尚书》辅导幼帝和太后。今文学家的“致用”，由此可见一斑。

今文学家“通经致用”的根本理论是“天人感应”说。认为：上天是有知的。人间的重大活动，上天不但可以感应得到，而且还会作出种种反应(叫做“天变”)来昭示世人。西汉今文学大家、《公羊春秋》学者董仲舒就是这一派学说的代表人物。《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着他回答汉武帝问政的话，大意说：《春秋》上有许多古代的事例反映了上天对世人的昭示，甚是可畏。如果国家无道，上天首先用灾害来谴责；如果不觉悟，再用怪异来警告；还不改正，就要自取灭亡了。所以各种天变都是上天对人主的关怀，不愿意叫他灭亡。只要不是不可救药，上天总是救助的。问题在于自己要努力。努力问学则认识日明；努力行道则德行日高。《诗经》上说“夙夜匪懈”，就是叫人努力。这就是董仲舒有名的“天人三策”的主旨。

“天人感应”说，或许是为了借“天威”以镇慑皇帝，因为他是“天子”，没人能管他。所以有时也确实能迫使皇帝下诏“罪己”。但是这种作用毕竟有限，而且这种理论的极端发展就和战国以来方士的神仙迷信合而为一了。

为了通经致用，就要揣摩经书里的所谓“微言大义”。“微言”就是“简单而微妙的用词”；“大义”就是“大道理”。因此就难免出现许多穿凿附会之谈，使经文的讲解烦琐而无稽，甚至到东汉竟发展到一句话的讲解会多达数万字。据唐代学者颜师古《汉书》注引汉代桓谭的《新论》说，有个叫秦延君的经师讲《尚书》中《尧典》这一篇两个字的题目就讲了三万字，可见其烦琐。今文经说流传至今的，除《公羊》、《穀梁》两传外，还有《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等可供参考。

一个是追逐利禄，一个是迷信妖妄，一个是烦琐无稽，汉代今文经学有这三个致命的弱点，最后由盛而衰，走上它的反面，就是应有之义了。

东汉以后，学者们渐渐倾向于古文经。著名的经学家如贾逵、郑众、马融，以及贾逵的学生许慎等都是古文派大师，而今文派除何休之外就没有什么著名的大学者了。

古文经派学者努力恢复他们心目中的儒学正统，为此就要正确地理解经典文字，以期用“三代”的典章制度来服务于时政。因此可以说古文经派是把经书作为历史文献来研究的，注重字义的解释，名物的考辨，典章的寻绎。我们从流传至今的许慎的《说文解字》来看，那确实是为了正确地把握字义而下过实实在在的研究功夫的。《说文解字》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历时22年完成。许慎在自叙中说：“要了解古人的意思，必须了解古人的文字，而不能作穿凿附会的解释。文字是经义的根本，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从根本上弄懂字义，才能真正了解经文。”汉代古文经派治经的基本观点大体就是如此。

到了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字康成)解经兼采今古文两派之说。他学识渊博，遍注群经，在名物训诂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今文派的怪诞之论。

魏晋时代，老子、庄子的学说盛行，儒经的解说又受到道家的影响。特别是王弼、何晏注《易经》，糅合了许多道家的观点。这时有一个比郑玄晚进的曹魏贵戚经学家王肃，他治经也是兼用今古文说，但有意反对郑玄。于是形成魏晋经学上的郑王之争。不过王肃的影响不太大。

到了南北朝，经学分为南北两派。南派行以王弼、杜预为代表的魏晋经学，北派行以郑玄为代表的东汉经学，称为“南学”、“北学”。

隋朝统一后，南北学合流。到了唐代，出于统治的需要，很重视经籍的整理。据《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因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命当时著名学者、国子监祭酒(太学的主管官)孔颖达等一批儒臣编撰了一部《五经正义》，作为明经科考试的标准。这部书初名《五经义赞》，编成后，太宗改名《五经正义》。据《旧唐书·高宗纪》记载，《五经正义》里有一些错误，孔颖达死后，几经讨论、修订，直到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才正式颁发。从此《五经正义》就成为天下读书人必遵的法定经文注解本。它们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此外在高宗永徽年间还由儒臣贾公彦撰成《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稍后又有杨士勋作《春秋穀梁传注疏》。此外还有徐彦作《春秋公羊传注疏》。《五经正义》加这四部书，合称《九经正义》，这是唐代对经学的一次大总结。

宋人研究经书不重训诂考证而重义理探讨。朱熹广注典籍，其中《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以及朱熹弟子蔡沈的《书集传》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宋初科举考试仍沿用唐代《九经正义》。到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国子祭酒、经学家邢昺〔bing丙〕等作《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此外还有一部题名孙奭〔shi式〕作的《孟子注疏》。至此，13部经典都有了法定的经文和注疏本，并且宋代已各有刻本了。到了明代始汇刻《十三经古注》及《十三经注疏》两套丛书。到清代，学者阮元取宋刻本校勘，并写出校勘记，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现在常见的1980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的本子，就是以清代阮元的刻本为底本的。

“注”是“注解”的意思，起源于战国。现行的经注，除唐玄宗的《孝经》注以外，大体是唐以前的人作的。这些注解名称不一，或叫“传”，或叫“笺”，或叫“解”，或叫“注”。后来统称为“注”。

“疏”是“疏通”的意思。经疏起源于南朝。现行的经疏大体是唐以后的人对前人的注以及经文的进一步解说。名称也不一样。或叫“正义”，或叫“义疏”，或叫“义赞”。后来统称为“疏”。

经典原文和注疏文字本来是别本单行的。宋以后为了读者方便才把注疏文字分排在被解说的经文文句之下，成为现在的样子。《十三经注疏》是自汉至宋有代表性的注疏总集结。它们是：

《周易正义》(10卷) ［魏］王弼、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20卷)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70卷) ［汉］毛公传、郑玄笺 ［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42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50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63卷)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60卷)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 ［汉］何休注 ［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20卷) ［晋］范宁注 ［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20卷) ［魏］何晏等注 ［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9卷) ［唐］玄宗御注 ［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10卷)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14卷) ［汉］赵歧注 ［宋］孙奭疏

《十三经注疏》共416卷，是我们研究儒家经典的基本材料。遗憾的是其中《尚书》的一部分经文和所谓孔安国的传都是东晋以后的人伪造的，未免是白璧之玷。这个失误出于唐人作《五经正义》时失察。他们太迷信孔壁古文经，以致选了这么个伪本，而未采用马融、郑玄的注本。这桩公案直到清代才算弄清。

元明两代规定科举用宋人经说。明永乐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废汉唐注疏不用，专宗宋人之说，以应付科举。顾炎武《日知录》批评它：“自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说亡。”宋人解经往往凭自己的见解，强经以就我，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研究儒典还要借助汉唐注疏。

清人继承了汉人的传统并加以发展，叫做“朴学”。清代朴学大师对经书字义、名物的考证多所发明。纠正了许多唐宋乃至汉儒的错误。有些新注本，如孙诒让《周礼正义》、焦循《孟子正义》等都有迈越前人之处。今天研究经书不能不注意清人的成果。

以上是从先秦到清代，关于儒家经书的一个粗疏的轮廓。以下分《周易》、《毛诗》、《尚书》、“三礼”、“三传”、“四书”和“石经”七章，分别介绍“五经”和“四书”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