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是运用药物治病的一个医学上的飞跃。它是在我们祖先长期积累的药物学知识的基础上，逐步成熟的。汤剂是中医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汤剂的出现是我国药物史上的一大发明，据考商代初期就已运用汤剂治病。在出土文物中发现夏代的陶釜、陶罐等烹调器具已较精致，商代，饮食器皿多为铜制，这一切就为煎煮药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礼记·曲礼》谓：“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长桑君授禁方与扁鹊。”“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以八减之剂和煮之。”另外，公元前3世纪周朝末叶遗留的文物“流沙坠简”上，就载有治疗马伤的方剂。可见汤剂始于商初是可信的，《甲乙经·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选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至周朝时，复方汤剂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了。

随着历史的演进，古代医学家在自己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研制出治疗各种病症的方剂。不同的学术流派又有不同风格的代表方剂。以至中医方剂的数目与日俱增，而历代名方也一直有效地运用于临证实践。

方剂不同于单位药的运用，它根据病证的不同，将药物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有机的组合，使药效充分发挥，并减少药物的毒性与峻烈之性。临床运用中有汤、丸、散、膏、酒剂等不同剂型。其中汤剂最能灵活地加减药物，有吸收快，疗效好的特点，因而数千年来一直被医者所喜用。

方剂学的内容极其丰富，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方剂学的理论与古代重要方书。

(1)方剂的组成原则

方剂并非多味药的简单堆砌，它的组合是有一定的原则的。《内经》已奠定了方剂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了制方的原则，第一，组方是以病证为根据；第二，具体方药的配伍，决定于治法的确立；第三，制方的适宜与否，主要看对药性四气五味的配伍是否恰当。同时该篇首倡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即：“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药是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是辅助君药以加强其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有佐助、反佐及制约毒性及峻烈之性的作用；使药具有引经和调和诸药的作用。通过君、臣、佐、使的有机组合，才能发挥方剂的最佳效果。

(2)方剂分类的演变

方剂数目繁多，为了便于学习和使用，历代医家很重视方剂分类的研究。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书中提出大、小、奇、偶、缓、急、复，这一“七方”分类法。

“十剂”分类法始于北齐徐之才。徐之才，字士茂。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徐家自徐熙始八世名医，子孙活跃于黄河以南，大江南北，历刘宋、南齐、北魏、北齐，出入宫廷，为王室及显贵诊治，屡获奇效，并为后世留下大批医学著作。徐之才为徐家第六代，对天文学、医学素养很深，著述很多，所创“十剂”对药物及方剂按功用分类很有贡献。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宣可去雍，生姜、橘皮之属是也；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葶苈〔tingli亭历〕、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是也；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是也；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这是方剂最早的功能分类法。其后历代医家又有发展。

继“十剂”之后，宋代寇宗奭增寒、热二剂，而为“十二剂”。明代缪仲淳又增升、降二剂，而为“十四剂”。张景岳则认为“方宜从简”，提出了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八阵”分类法。

至清，程钟龄提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这一八法统方的分类法。汪昂在《医方集解》中，用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疾、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二十一剂”归纳众方。近代多从之而略有出入。

还有按病症分类的方书，最早的是《五十二病方》，其后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明代的《普济方》等都是按病症分类方剂的代表作。

以上诸种分类法各有所长，但经临床实践，以汪昂的“二十一剂”分类法较为全面，并切合临床实用，为后世所推崇。

(3)古代著名方书简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经方11家，274卷。据《汉书·艺文志》成书始末，可推知这些方书多为先秦遗作，遗憾的是均早已亡佚。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方书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原无书名，撰者不详)，据考约为春秋战国时作品。全书15000余字，记述5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现能辨识的医方有280余首，所载病名已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所用剂型，已反映出丸、汤、散、膏各种，方剂组成大多二味药以上。除内服法以外，外治法内容也很丰富，有手术、药敷、药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方书当推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在继承《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外感疾病与内伤杂病，确立了将理、法、方、药相贯穿的辨证论治原则。由于该书组方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可靠，故被后世医家尊为“医方之祖”，其中的方剂被称为“经方”，而张仲景亦被誉为“医圣”。《伤寒杂病论》共载方剂375首，除去重复(方同证不同)，则实际收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书成后因战乱很快散佚，后经西晋人王叔和搜集整理，重新编次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书。王叔和，名熙，西晋高平人，曾为晋太医令，著有《脉经》10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他整理张仲景的著作，使其流传后世，其功最为后世称道，宋代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说：“自仲景于今八百年，惟叔和能学之。”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为晋代葛洪所著。该书载方的特点是简、便、廉、验，对后世影响颇深。《肘后方》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古代传染病史方面的资料。如书中所载的“虏疮”是世界上关于天花的最早记载。又如对沙虱的描述，也是世界上关于恙虫病的最早记载。《肘后方》后经梁人陶弘景、金人杨用道增补，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广肘后备急方》。

晋代至唐，方书众多，学术成就也高，其中以《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对后世影响最大。

《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为东晋末陈延之编著。当时“诸贵家皆各自撰集服药方”成为一种风尚，至唐，朝廷明令“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可见《小品方》学术价值之高。但至宋也归失传，所幸《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朝鲜金礼蒙的《医方类聚》曾摘录了不少《小品方》的珍贵资料。1958年日本发现《小品方》残卷第一卷，系唐代传抄本，包括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是研究、辑复该书的重要资料。

《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系唐代孙思邈所撰，以人命重于千金，而命名其书。仅《千金要方》就载方5300余首，该书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保存了大量古方和当时流行的验方。书中还载有“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两篇医德专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外台秘要》为王焘所著。王焘酷爱医学，曾在弘文馆(国家图书馆)任职20多年，有条件博采古医籍文献，而著《外台秘要》。其书载方6000余首，可贵的是所引录自它书的内容均注明出处，成为研究唐以前医学成就的重要参考资料。后来失传的唐代以前众多方书的内容，很多是赖《千金方》、《外台秘要》而能流传至今。

孙思邈

《太平圣惠方》是宋代政府刊行的一部大型方书，由王怀隐等人奉命组织编修而成。王怀隐，宋州睢〔sui虽〕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为道士，精通医学，奉诏还俗，为尚药奉御，后升为翰林医官使。该书100卷，载方16834首，分类以隋代《诸病源候总论》为依据。书成，由宋太宗作序，颁行各州，置医博士掌之。这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统编的方书，后于仁宗时，何希彭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标准医书充当教材，应用数百年。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名《和剂局方》，是和剂局制售成药时所用方剂的规范总结。由宋朝廷诏令陈师文、裴宗元等医官校正。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成药专书和配方手册。载方788首，其剂型有13种之多，对成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些著名方剂一直延用至今。其书流行后，民间习医者皆研习之，以致形成照搬其成方而不深究医理的时弊，金元时代诸医家多次对此弊端进行批评，也反映了北宋中末叶《和剂局方》影响是很大的。

《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济总录》，系北宋末年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又一部巨型方书。后于金大定年间、元大德年间两次重刊。载方近二万首，搜集了历代方剂及民间验方，内容十分丰富。

《普济方》由明初朱橚、滕弘等编辑，收方61739首，该书搜罗广泛，资料丰富，编次详细，是我国最大的一部方书。该书不仅在方剂学上有很高价值，同时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上也有较大贡献。如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时，已有许多古医书失传或罕见，实赖《普济方》才能窥见失传医书内容，并又转引在《本草纲目》之中。

清代还出现一部颇具特色的方书，即赵学敏搜集、编辑的《串雅》内、外编。这是一部汇集民间走方医(铃医)医药经验之作。自序谓：走方医历来被人鄙视，他们确有狡诈的一面，但其顶(吐法)、串(泻法)、截(截断其病状)、禁(符禁咒由之法)诸法往往奏效甚捷。其用药有贱、验、便的特点，所据医理也不悖古训。因其术秘不轻传，其方药治法鲜为人知，故与当时著名的老铃医赵柏云编辑该书。

解释方义的著作，始于金代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其内容是为《伤寒论》中常用的20个处方作了诠解。

明代吴崑著的《医方考》是又一部方论专著。吴崑，又作吴昆，字山甫，别号鹤皋，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在医学理论上推崇《内经》；治疗主张针、药并用。曾著有《吴注黄帝内经素问》、《针方六集》、《脉语》、《医方考》等。《医方考》选方700余首，“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变通，考其得失”(《医方考·自序》)，使方义清晰，有利于理解与运用，成为后世医者学习方剂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医方集解》是清代汪昂所著的一本方论著作。汪昂，字切〔ren认〕庵，安徽休宁人。早年业儒，为邑诸生，后潜心医学。他对明末传入我国的西医学态度较为开明，曾对“心主神明”有异词，认为“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他著述颇丰，涉及医经、本草、方剂各方面。由于他的著作兼采众长、简明扼要、浅显易懂，故深受医者喜爱，流传较广，对医学普及有所贡献。汪昂鉴于《医方考》仅为一家之言，遂选方300余首，辑录各家见解，故名为《医方集解》，同时在书中将方剂分为21类，较以前分类法更全面，也更切合实用，对后世影响很大。

《成方切用》为清代吴仪洛所著。吴仪洛字遵程，浙江海盐人。曾在汪昂《本草备要》的基础上，撰《本草从新》，简明实用。他认为《医方集解》集方不多，遂选方1100余首，合吴崑、汪昂所辑，又进行增改，其分类方法与汪昂相似，选方多切合实用，故名为《成方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