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霍小玉传

蒋防的《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描写爱情的悲剧名篇，明人胡应麟赞之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少室山房笔丛》)。蒋防，字子微(一作子徵)，义兴(今江苏宜兴)人。为李绅所赞赏，历任右拾遗、自右补阙充翰林学士、加司封员外郎、加知制诰。后为李逢吉所排挤，贬汀州刺史、改任连州刺史，又调任袁州刺史。卒于大和年间。明代的戏剧大师汤显祖曾经把《霍小玉传》改编成《紫箫记》，后来又改编为《紫钗记》。小说的梗概大致如下：进士李益和长安妓女霍小玉相爱，海誓山盟，如胶似漆。后来李益得官，另娶名门，置小玉于不顾。小玉忧思成疾。黄衫豪士挟持李益来到她家。小玉勉力而起，痛斥负心之徒，含恨死去。她死后化为厉鬼，搅得李益夫妻相疑、家无宁日。霍小玉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悲剧的表层原因是李益的薄情无义，悲剧的深层原因是封建的婚姻制度和门第制度。社会总是把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至于男女双方的意愿和感情，那是无足轻重的事。霍小玉理智上意识到双方门第悬殊，姻缘难成。料到李益一旦得官，就可能把自己抛弃。所谓海誓山盟，恐怕都会变成空话。可是，她在感情上却难以割舍对李益的恩爱。她诚恳地请求李益同她一起生活八年。八年以后，李益可以另聘高门。但是，纯洁痴情的霍小玉没有想到，李益一回家，就在严母的压力下，为了自己的功名前程，娶了名门望族的小姐。小说对李益的描写很有分寸。李益当初爱上霍小玉，主要是贪图她的美貌。两情绸缪的时候，李益并不是没有一点真情。后来李益负心，另娶卢氏，除了他性格的冷酷自私、怯懦软弱、为自己的仕途前程考虑之外，也有家庭压力这一客观原因。小玉死后，李益穿上丧服，日夜哭泣，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旧情。这种人物描写的分寸感，有助于深化读者对悲剧根源的认识。这篇写“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传奇名篇没有采用后世小说戏曲常见的大团圆俗套，而是选择无情的悲剧来作女主角的结局。

(2)莺莺传

唐传奇中对后世戏曲影响最大的作品当推元稹的《莺莺传》。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河南)人。早年贫困。贞元间，明经擢第，登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权贵和宦官，遭到贬斥。后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小说写的是，蒲州军士哗变，张生借朋友之力，庇护了崔氏母女。崔母由衷感激，设宴款待张生。张生在宴席上结识莺莺。凭借莺莺侍婢红娘的帮助，几经曲折，张生和莺莺终于私相结合。不久，张生赴京应试。后来，张生抛弃了崔莺莺。莺莺另嫁他人。最后，张生路过崔家，请求以兄妹身份相见，遭到崔莺莺的坚决拒绝。这篇小说的男女主角刻划得都很成功。莺莺端庄娴静、美丽温顺、娇媚动人。严母的监督、礼教的束缚，使她不敢坦露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在争取爱情与幸福的过程中，她是那么小心翼翼、顾虑重重。她在老母的面前不露声色，还得提防着贴身的丫环红娘。她外表深沉、不苟言笑，内心世界却丰富热烈。她一心向往着炽烈的爱情，可是，当爱情来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又不能勇敢地承认它，迎接它。然而，崔莺莺终于克服了她那与生俱来的犹豫和羞怯，投入了恋人的怀抱。崔莺莺毕竟是软弱的，离开了红娘的帮助，她的爱情便没有成功的希望。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被抛弃的结局，咽下了亲手酿造的这杯苦酒。张生的形象同样是成功的。张生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命运将崔莺莺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送到他的面前，使他的心中燃起了初恋的火焰。但是，利害得失的盘算终于埋葬了他最初的那一点感情。热恋之中，张生不乏炽热的感情，也会作出种种浪漫痴情的行为。但是，他同时又具有逢场作戏、放纵情欲、玩弄女性的一面。他抛弃莺莺、反诬莺莺是“妖人”的“尤物”，充分暴露了他的冷酷和自私。作者肯定了这种始乱终弃的结局，赞扬了张生的抉择，成为小说思想上的严重缺陷。

尽管这个故事以始乱终弃为结局，但是，它毕竟写出了一种比较平等、自主的恋爱。不考虑双方的门第，无暇顾及财产的多寡，忘却了家长的意志，各自都为对方的容貌、风度、才情所吸引。这种恋爱对于一味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青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这是一种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结合，但比起那种权势的、门第的、金钱的联姻，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莺莺传》中张生的原型就是作者元稹自己。元稹根据自己婚前的一段并未成功的恋爱经历，加工改造，写成了这篇小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莺莺并非出身贵族的大家闺秀，而是如霍小玉一般谬托高门的娼妓或寒族女子。正因为莺莺并非名家之女，舍而别娶，才能得到上流社会的谅解。唐代的上流社会“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元稹作《莺莺传》直书其事，并不忌讳，原因就在这里。

(3)李娃传

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传奇中的又一爱情名篇。白行简，字知退。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进士，历官左拾遗、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旧唐书》本传称其“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小说的内容是：荥阳公的公子和长安的名妓李娃相爱。一年后，公子的钱财挥霍罄尽。鸨母和李娃合谋甩掉了公子。公子沦落凶肆(殡仪馆)，成了一名挽歌郎，处境十分狼狈。公子唱挽歌，溶进了自己的悲酸，曲尽其妙，长安城里没人比得上他。恰好荥阳公进京，仆人上街闲逛，认出了公子，邀其回家。荥阳公恨其辱没家门，将公子鞭挞几死。公子被再次抛入绝境。正当公子濒临死地的时候，意外地被李娃所发现。李娃见到风雪之中奄奄一息、面目全非的公子，又是惭愧后悔，又是伤心和心疼。她自赎其身，赁屋和公子同居。公子在李娃的精心照料之下，逐渐康复。李娃鼓励督促公子刻苦攻读、求取功名。公子终于功成名就。李娃自觉门第悬殊，请求离异。公子不忍与其分手。荥阳公和公子恢复父子关系，认李娃为儿媳。公子累累升迁，官运亨通。李娃也被封为汧〔qian千〕国夫人。

李娃和荥阳公子之间，是一种妓女和士子的恋爱关系。有郎才女貌、互相爱慕的因素，也有金钱和美色进行交换的成分。李娃身为妓女却又不乏真情，虽有感情而又毕竟是妓女，所以能和鸨母合作、巧妙地甩掉钱财耗尽的公子。富贵逼人而来时，李娃却偏能功成身退，表现出一个风尘女子的冷静和清醒。公子的悲惨境遇唤醒了她的同情心，使她恢复了对情人的正常感情，使她超越利害得失的算计而去拯救一位落难无助的公子。李娃注意到了她和公子之间那条门第的鸿沟，没有幻想去当官太太。她不像霍小玉那么单纯，连维持八年夫妻生活的要求都不提。在感情上，她比霍小玉超脱得多。在她的性格中，理智和感情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李娃帮助公子走上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正道”，以自己对封建门第的“贡献”博得了封建家长的承认和赞扬。结局的妥协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妥协。佳人帮助才子“金榜题名”，才使封建家长同意了才子佳人的“洞房花烛”。

这篇小说的情节非常曲折而无矫揉造作之病，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公子聪敏灵慧，而阅历甚浅、不谙世故，于是便有上当受骗、被人设计遗弃的一大转折。公子落魄而偏偏有人收留，得人收留却又忧虑成病，病重以后却又能转危为安。其中包括旅店主人的怜悯，凶肆徒众的同情。凶肆赛歌的绝妙插曲，在情节上起到了张中有弛的作用。赛歌过程的本身也写得颇多曲折。公子落魄为挽歌郎，虽然地位卑贱，却也赢得了一时的安宁。谁知荥阳公的一顿鞭挞却几乎送了公子的命。这是公子命运的又一转折。李娃之收留公子，成为公子命运的第三次转折。命运就是这样一会儿将公子推向波峰，一会儿将他抛入谷底，读者的心也随着主人公命运的兴衰而浮沉。这篇小说十分注意通过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的性格。公子初次遇见李娃时，“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为了拖延时间，多看一眼李娃，“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这一细节表现了他的随机应变，也说明他和一般放荡无耻的纨绔子弟还有所区别。公子叩门求见时，侍儿不去回答公子的明知故问(“此谁之第”)，却急不可待地跑进去报告李娃：“前时遗策郎也！”侍儿的又惊又喜，正好表现出李娃对公子颇为留意、未曾忘怀、有所期待的心理。李娃见到风雪中“枯瘠疥厉，殆非人状”的公子后，“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这一系列的言语动作，生动地刻画出李娃当时悲喜交加、悔怨自责的激动心情。

(4)离魂记

六朝志怪往往只是粗陈梗概，可是，它在情节的设计和想象的奇特上，却给后世的小说以很大的启发。唐人陈玄祐的《离魂记》就明显地受到了《幽明录·庞阿》、《灵怪录·郑生》一类志怪的启迪。

《离魂记》的情节比较单纯，说的是张镒曾许诺把女儿倩娘许配给外甥王宙，倩娘和王宙也早就相互爱慕。后来张镒食言，又将倩娘另许他人。倩娘闻知后，忧郁成病。王宙获知张镒变卦的消息以后，愤而赴川，假称赴京。半途中，“倩娘”私奔而来，诉说衷情。王宙喜出望外，和“倩娘”同奔四川。两人一起生活了五年，生了两个儿子。“倩娘”思念父母，王宙陪她回家。到家时，“倩娘”留在船上，王宙先回家报信。张镒闻讯十分惊奇，因为女儿倩娘一直卧病在家。与王宙一起去四川的，原来竟是倩娘的灵魂。两个“倩娘”合而为一。

离魂的故事早就有，《幽明录·庞阿》写一个女子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她的灵魂常常去找那位意中之人。《灵怪录·郑生》写一位已过世的老太太要将外孙女嫁给郑生，她先让外孙女的灵魂化为人身与郑生结为伉俪。后来，外孙女回娘家，“两女忽合，遂为一体”。这两篇志怪都有离魂的情节，可是，开掘不深，未能融入更多的社会内容，且人随事走，没有人物的个性，没有丰富周密的情节，所以它们的影响就无法和后来居上的《离魂记》相比。《离魂记》具有积极的主题，它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热烈主动的追求，歌颂了他们争取婚姻自主的行动。这篇小说全文仅有500字左右，可作者却把故事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张镒的变卦使倩娘和王宙的结合变得毫无希望，谁知倩娘又会私奔而来。一起来到四川，已经如愿以偿，不料倩娘又有思亲之念，要回家探望父母。私奔而去，在外五年生男育女的女儿如何去见双亲，这自然是读者担心的事，回到家中一看，才知同居五年的“倩娘”，竟是倩娘之魂。短小的篇幅中容纳了这么多的波折，我们不能不赞叹其构思的巧妙。故事讲到王宙进门以前，读者也还蒙在鼓里。情节本身也还十分平常。可是，一旦点明真相，则先前那些平平常常的描写便立即显示出了不平常的含义。结末的浪漫主义光束立刻把全篇照亮。倩娘的形象、小说的主题，都在“离魂”的情节中得到了升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刻骨的相思、居然让灵魂化为了人身，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爱情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离魂记》的结构非常严谨。“倩娘”私奔，跟随王宙而去时，作者并未点破倩娘是人还是魂。后来才由张镒口中补出“倩娘病在闺中数年”这一关键情节。于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结末写两个“倩娘”重合，“其衣裳皆重”是作者补缀的绝妙的一笔。“魂”与人合，而衣裳也恰好重合。两套衣裳变成了一套衣裳，这固然是超现实的想象，但“魂”似乎是无形体的、无需穿戴，所以，“其衣裳皆重”又在“情理”之中。

(5)虬髯客传

《虬髯客传》是唐代豪侠小说的代表，据说这篇小说经过杜光庭的删改，原作者已不可考。故事的背景安排在动荡不安的隋朝末年。作品几乎平列地写了三个人物：李靖、红拂、虬髯客。后人誉之为“风尘三侠”。这篇小说的结构颇为特殊，它叙述的线索既不是某一人物命运，也不是某一件事的始末。作者从生活的横断面切入，从次要人物杨素说起，借杨素把李靖和红拂拢到一起。由李靖、红拂的比翼双飞引出神秘的虬髯客。这种结构摆脱了史传文学的模式，与某些现代小说相似。旅店中三侠的相逢是这一故事的重头戏。可作者写来，却举重若轻、毫不费力。虬髯客进门后，并不通报姓名，斜躺着看红拂梳洗。李靖被虬髯客这种乖张无礼的举动深深地激怒，但一时还没有发作。李靖自己是一个被追捕的对象，他不能不小心从事。红拂在这种突然出现的复杂情况面前毫不惊慌，她一面用手势暗示李靖不要鲁莽行事，一面仔细地观察来客，思忖对付的办法。她从容地梳好了头，巧妙地与虬髯客攀谈起来，以同姓为理由，和那位来历不明的客人结为兄妹。紧张的气氛逐渐缓和起来。在红拂的撮合下，李靖和虬髯客之间戒备之心逐渐消除。三人环坐共饮、结为知己。小说至此，叙述的重心由李靖、红拂向虬髯客转移。虬髯客本来有心图王，因为听说太原有奇气，所以特意赶来寻访。两次访问李世民以后，虬髯客被李世民的“神气扬扬”所折服。当他认定李世民是应运而生的“真命天子”以后，便放弃了早先的雄心，到海外去另谋发展。临走前，他把所有的家财都赠给了李靖，把自己的来历、本志，今后的去向、打算，向李靖和盘托出。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虬髯客率众攻占扶余国，自立为王。

李靖出身贫贱，而气宇轩昂，胸怀大志。他拜访权臣，不卑不亢，当面指责杨素“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红拂从天而降，李靖询问她“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可见他处事的谨慎周密。虬髯客进门时颇为失礼，李靖静观其变，并没有立即发作。这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处事小心而又果断刚毅的英雄。

红拂是颇为奇特的一位女子。她身处绮罗膏泽之中，却偏能看上地位贫贱的李靖。权势炙人、骄奢不可一世的司空杨素，在红拂的眼里，不过是行尸走肉，“尸居余气”而已。她居然女扮男装，半夜中孤身一人私奔李靖，而且能断定，杨素也不会认真追捕。客店里的一幕，充分表现了她的聪敏灵慧、从容大方和很强的应变能力。

虬髯客在小说中的出现是很突然的。他的出现一下子把弦绷紧了。一直到虬髯客去海外以前，读者对他的来历、意向始终是很模糊的。作者故意在虬髯客的身上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结末的表白，才使我们看清了他真实的面目。于是，他先前的各种神秘、古怪的行动一一得到解释，他那豪爽大度、善识时务的性格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6)南柯太守传

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传奇作家李公佐。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甘肃陇西)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贞元、元和年间。举进士，曾任江西从事。所作传奇除本篇外，尚存《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庐江冯媪传》等三篇。作者借淳于棼〔fen汾〕在大槐安国的南柯一梦，讽刺了无才无德、借裙带关系爬上了高位的官僚，说明了乐极生悲、盛极而衰、人生如梦、富贵无常的道理。淳于棼嗜酒使性、不守细行、家产丰饶、结交豪客，早先从军当过裨将，后来因为喝酒触忤了上司而遭到斥逐。作者对他抱着一种讽刺的态度，可是，文中并没有过火的描写。淳于棼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好像被人引进了大槐树下的一个蚁穴。谁知里面竟是别有洞天。这个浮浪子弟居然被招为驸马。由于公主的推荐，他当上了南柯太守。淳于棼几乎享受到了凡人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快乐：金玉、绫罗、车马、仆妾、娇妻、权势、名声。他的子女托庇沾光，“男以门荫授官，女亦聘于王族”。公主去世以后，他的地位逐渐发生动摇。猜忌滋生、诽谤日多，淳于棼终于失宠，被国王“请”出国境，又回到人间。他这才醒悟到，所谓“大槐安国”，其实不过是古槐下的一个蚁穴。那20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春梦一场。

古小说中写梦的很多，志怪和传奇中写梦的尤其多。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古人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他们无法解释梦的成因、机制。在他们的心目中，作梦是一种神秘的现象。梦中的事物常常是超现实的，但又和现实保持着某种联系。对作家来说，梦中多幻觉、多想象、外界的约束减弱，可以容纳现实中不可能产生的情节和人物，给创作以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梦中的景象固然是虚幻的，可是，通过梦幻曲折反映出来的愿望却不是虚幻的。所以，梦幻的形式同样反映了现实的人生悲欢，而且可能反映得更鲜明。前人早就有了人生如梦的想法，早就有了富贵无常的思想，可是，直到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沈既济的《枕中记》，才把这种思想化成两个生动的、情节丰富的故事。“南柯一梦”、“黄粱美梦”也成为习见的成语。在中国小说史上，写梦的作品非常多，可是，像《南柯太守传》这样成功的作品却屈指可数。作者在淳于棼的梦中融进了相当丰富和深刻的社会内容。梦幻中的“大槐安国”其实就是人间封建王朝的缩影。蚁国中的裙带之风、官场内部的勾心斗角、政治的险恶，与人间也毫无二致。作者充分利用了梦中真幻相间、虚实难辨的特点，写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

古代的小说家早就懂得在突出主题、突出人物性格的地方加以渲染的道理。在《南柯太守传》中，作者极写淳于棼入赘和出为南柯太守时的热闹喜庆场面、极力渲染那豪华的排场。在小说的结尾，又极写其失势后的冷落颓丧。通过这种鲜明的前后对比来否定功名富贵，来讽刺热衷富贵的名利之徒。

(7)长恨歌传

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陈鸿、王质夫和白居易相会于长安。谈到天宝遗事，不禁感慨叹息。白居易写下长篇叙事歌行《长恨歌》，陈鸿则撰成传奇小说《长恨歌传》。陈鸿，字大亮，贞元、元和间人。曾任尚书主客郎中。长于史学。修《大统记》30卷。所作传奇除本篇外，尚存《东城老父传》一篇。唯《东城老父传》叙颍川陈鸿祖向贾昌询问开元理乱，文中四处自称“鸿祖”，《全唐文》收入陈鸿祖文，所以今人亦有认为《东城老父传》为陈鸿祖所作者。小说写道，开元时，歌舞升平，唐玄宗沉溺声色，杨贵妃宠耀无比，叔父昆弟皆位列胄贵。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公。天宝末，安史之乱爆发，以讨杨氏为号召。玄宗仓皇奔蜀，行至马嵬，六军徘徊不发，请求诛杀杨氏兄妹。玄宗无奈，听凭六军将贵妃缢死。叛乱平息后，玄宗返都，思念贵妃不已。有道士自四川来，自言有术。道士奉命寻觅贵妃，终于在仙山访得杨氏，有当年玄宗所赐钿合金钗与七夕密誓为证。使者回奏后，玄宗更加伤感，不久也去世了。本传根据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而写成。作者对玄宗的纵情声色、任用奸佞不无微词，对玄宗从儿子寿王府邸取来杨妃一事，也直书不讳。但篇末的议论又回到“女人祸水论”的老调。作者对李、杨之间的感情竭力渲染，充满赞美和同情。这种描写无疑美化了李、杨的形象，而与前文女色误国的描绘相矛盾。可是，对李、杨情缘的赞扬寄托了民众对健康爱情的理想，寄寓着人们对盛唐的怀念和惋惜。玄宗与杨妃的故事是当时文人创作的热门题材，这一题材中的多数作品，程度不同地反映出思想倾向的复杂性。陈鸿的《长恨歌传》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后人据此改编的一系列戏剧作品。

玄宗与贵妃的故事呈现出动人的悲剧色彩。那种刻骨铭心、生死不渝的爱情是令人同情的。可是，马嵬的生离死别，正是悲剧的主人公自己一手所铸成。两位主人公的特殊身分，使这一爱情与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相联系。这个时代悲剧作为李、杨情缘的背景，加强了作品感人的力量。

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一直相辅而行，成为后世诗文、小说和戏曲中长盛不衰的素材。宋人乐史摭采《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酉阳杂俎》和陈鸿《长恨歌传》，写成《杨太真外传》二卷，将有关李、杨故事的传说逸闻网罗殆尽。说唱艺术方面，有元人王伯成所作诸宫调《天宝遗事》，写李、杨故事。戏曲方面，作品极多。最有影响的，是元人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人洪昇的传奇《长生殿》。

(8)柳毅传

故事见于宋朝李防等人所编的《太平广记》。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作品内容是写唐朝仪凤年间(公元676—678年)，落第书生柳毅路过泾阳，遇见一位美丽而满面愁容的牧羊女。经询问，才知道牧羊女是洞庭龙君的小女，由父母配嫁给泾川龙王的次子。龙女受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被罚在道边牧羊。柳毅出于义愤和同情，答应龙女给她父亲送信。柳毅不避险阻，来到龙宫，面见洞庭龙君，诉说龙女苦情。龙君为之伤心垂泪、哀咤良久。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性情刚暴，勇猛过人，听说侄女受屈，立即飞往泾阳，吃掉泾川的次子，救回侄女。钱塘君十分感激柳毅，又喜欢他的为人，便强令他与龙女结婚。柳毅传书，本无私图，且不满于钱塘君的以势压人，便严辞拒绝，拂袖而去。但临别之际，见龙女有依恋之意，心中也不免难过。柳毅回家后，两次丧妻，第三次娶得卢姓女子，原来就是洞庭龙女。后来柳毅与龙女移居洞庭仙宫，并得以长生不老。

柳毅与龙女的离合悲欢，写得一波三折、曲折离奇。传书之后，龙女获救，龙宫宴会，欢声笑语，故事似乎已接近尾声。谁知又有钱塘君威逼、柳毅严辞拒婚的波澜陡起。柳毅拒婚以后，他与龙女的结合好像已经希望渺茫，谁知两次丧妻后，竟又娶到化为卢氏的龙女。柳毅娶妻卢氏后，作者犹不肯立即将真相挑明。柳毅觉得卢氏很像龙女，就和她谈起当年洞庭传书的事，卢氏却说人间不会有此等事。直到生子满月以后，卢氏才向柳毅说明，自己就是洞庭龙女。柳毅的侠义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仁爱刚直、见义勇为的性格。柳毅的拒婚，进一步揭示出他急人之难的初衷和不畏强暴的气质。龙女的遭遇，反映出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卑微屈辱。龙女的以身相许，染上了报恩的色彩，使柳毅和龙女的结合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钱塘君的刻划，也颇为成功。他的出场，便渲染得有声有色：“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廷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他之所以如此暴怒，只是由于“刚肠激发”、救人心切。而在见到柳毅后，却是“尽礼相接”，并对刚才的“惊扰宫中，复忤宾客”表示歉意。在受到柳毅义正辞严的一番指责以后，他又能承认自己“词述疏狂，妄突高明”，且“复欢宴，其乐如旧”。钱塘君的勇猛卤莽、坦白直爽在尖锐的冲突中，在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描绘。

《柳毅传》影响深远，元人尚仲贤的杂剧《柳毅传书》、明人黄说仲的《龙箫记》传奇、清人李渔的《蜃〔shen慎〕中楼》，都以此为蓝本。近人还将它改编成京剧、越剧《龙女牧羊》。至于诗文小说中采作典故者，更是不胜枚举。

(9)湘中怨解

作者是沈亚之。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进士。本篇见于他的《沈下贤文集》卷二。小说写郑生偶遇孤女，由同情而生爱怜，吟诗相和，相依数年。孤女本是湘中蛟宫之娣，因事贬谪人间，后来谪期已满，自求离去而吐露真相。别离之际，两人难舍难分。10多年后，郑生登上岳阳楼，思念旧情，感伤惆怅不已。精诚所感，孤女遥现于画舻之上，悲歌起舞，“含颦惨怨”。忽然间“风涛崩怒，竟失所在”。

本篇将人神之恋，写得朦胧、神秘、感伤而美丽，充满诗一般的浪漫色彩。作者无意在小说中渗入更多的社会内容，而是在小说中追求诗的意境。与此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小说的特点，对湘女的身分曾有多处暗示：她和郑生的首次见面是在洛桥桥下；她喜欢吟诵的是《九歌》、《招魂》、《九辩》这些与湘水关系密切的诗歌；她曾经“出轻缯一端，与卖，胡人酬之千金”。湘女与郑生的悲欢离合也交待得有头有尾。宋代的杂剧《郑生遇龙女薄媚》即敷衍此事。

(10)杜子春传

见于《玄怪录》卷一。《玄怪录》是唐人牛僧孺的传奇小说集。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贞元进士。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文宗时还朝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是牛李党争中牛派领袖。故事梗概如下：杜子春游手好闲，家产荡尽，为亲故所嫌弃。长安市中一位老人，两次巨资资助他，都被他挥霍净尽。最后一次，老人资助他3000万，杜子春终于重振家业，并如约前往华山云台峰。老人原来是道士，他让杜子春看守药炉，告诫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说话。道士走后，有大将军、毒蛇猛兽、电闪雷鸣、风雨火轮，先后前来威胁，“子春端坐不顾”。大将军复来，当子春面，对子春妻横施酷刑。妻子“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斩杀子春，下在地狱，毒刑尝遍，子春“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阎王令子春转为女身，“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长大嫁人，生一男孩。丈夫以其不语，愤怒以极，将幼儿摔死。“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噫声未息，身坐故处”，药炉毁坏。道士责备他功败垂成，叹息仙才难得。子春回家，愧悔交加。后子春复往寻求，不得，“叹恨而归”。

故事来源于印度的烈士池传说，见于《大唐西域记》卷七。在印度的传说里，意在说明“爱”就是“魔”。《杜子春传》继承了这一主旨，却把它改编成一个道教的故事。结末道士的一番话“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实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作者旨在说明世俗的爱欲乃是修道的最大障碍，可是，小说的客观描写却是人间之爱战胜了出世之道。从这篇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度的佛教故事中国化的过程。《杜子春传》保存了烈士池传说的主要情节，但烈士池变成了药炉，人物成了中国的道士，中国的浪子。情节变得非常曲折，各种考验的描绘也加倍地详尽。亲子之爱超过了夫妻之爱，这又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体现。《杜子春传》对后来的小说戏剧有很大影响。薛渔思的《河东记·萧洞玄》、裴铏〔xing形〕的《传奇·韦自东》，显然受到了它的启发。《醒世恒言》将本篇改编为话本小说《杜子春三入长安》，编入卷三十七。清人胡介祉的传奇《广陵仙》，岳端的传奇《扬州梦》也以此为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