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和李渔是明、清之际剧坛上的两员健将，他们分别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又有两颗巨星在我国剧坛上升起，这就是著名的“南洪”和“北孔”。

“南洪”即洪昇(公元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自幼聪颖过人，才华横溢。24岁赴京入国子监就学，意在求取功名。然而由于发生“家难”，坎坷不断，使洪昇陷于困顿潦倒之中。加上他恃才傲物，秉性疏狂，一直功名无望。他不肯为统治者歌咏功德，却积10余年的辛苦，写下抒发兴亡之感的《长生殿》传奇。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因为在佟皇后的丧期内演唱该剧，被御史弹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国子监除名削籍。洪昇携眷返杭，从此寄情山水而疏狂如故。不久，从外地观剧归来，乘舟不慎落水而死。洪昇年轻时便“以诗鸣长安”，诗、词、散曲很多，剧作12种，今存《长生殿》、《四婵娟》二种。

《长生殿》是洪昇代表作，前后花了15年辛勤劳动，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最后完成。此剧敷衍的是李、杨爱情和天宝遗事。这是个家喻户晓的老故事，自中唐以来就有不少诗人、小说家、戏曲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各种形式的作品。有的把李隆基(唐明皇)、杨玉环(杨贵妃)从帝王、后妃的历史人物净化、美化为钟情的传说人物，着重写他们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有的把唐明皇看作好色的昏君，视杨贵妃为误国乱阶的尤物，不避史家秽语，写他们淫乱的私生活。洪昇不去重复前人，而是另辟新路。剧本前半部分主要写杨贵妃如何得宠和“固宠”。杨玉环靠着秀丽的姿色、超群的伎艺，赢得唐明皇的宠爱，被册封为贵妃。但唐明皇的风流多情，常使她发出“白头之叹”。直到《密誓》一出，两人在双星之下订了海誓山盟，才真心相爱。李、杨得到了爱情，但也带来严重的后果。杨玉环得宠后，杨氏一家鸡犬升天。杨国忠“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气焰嚣张，任意胡为。杨氏兄妹“竞豪奢，夸土木”，挥霍民脂民膏。为博取妃子一笑，不惜从千里之外的岭南派专使进献鲜荔枝。驿马星夜奔驰，一路上不知践踏多少禾苗，撞死多少百姓！由于唐明皇“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和“马嵬之变”。不仅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就连这一对真心相爱的“冤家”也难逃悲惨结局。

剧本后半部分吸取了民间神话和传说，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让李、杨二人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继续精诚相爱，刻骨相思，并对往事追悔、自责。“一悔能教万孽清”，终于感动了天孙织女，让他们在月宫里团圆，将一幕人间悲剧幻化成奇特、美丽、不落俗套的大团圆结局。

《长生殿》对李、杨爱情具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帝妃之间的生死爱恋，李、杨之爱既不同于《西厢记》中崔、张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又不同于《牡丹亭》中杜、柳之间的“生生死死为情多”，也不同于《红楼梦》中宝、黛的“木石姻缘”。李、杨的爱情“逞侈心而穷人欲”，建立在“后宫佳丽三千人”的不幸和黎民百姓的痛苦之上。一个为了“终老温柔”，一个追求“一门荣幸”，很难做到纯真专一，白首偕老，地久天长。必然会“占了情场，弛了朝纲”，“乐极哀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李、杨既是“安史之乱”的受害者，又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人民惨遭战乱痛苦的罪魁祸首。然而，《埋玉》之后，杨贵妃化为“神山仙子”，唐明皇也变成一个沉溺于“钗盒情缘”的痴情人物。剧本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对李、杨作了净化和美化，使人们忘掉了他(她)们的罪恶，对他(她)倾注了深切的同情。这样，《长生殿》既未单纯地歌颂李、杨之间坚贞不渝的至情，又不是一味地否定“帝王家罕有”的情爱，而是真实地描写了李、杨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历史成见。没有极力美化唐明皇，也没有沿袭“女色亡国论”，把杨贵妃看作乱世的妖孽，将“安史之乱”的罪责推到她身上。

《长生殿》是一部热闹《牡丹亭》，不仅歌颂了“精诚不散”、“真心到底”的“儿女情缘”，而且表彰了“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的“忠臣义士”，把儿女之情扩大到家国、社稷之情。节度使郭子仪在国难当头之时，心怀忠义，力挽狂澜，灭贼复国，完成了“再造唐家社稷，重睹汉官威仪”的大业，不愧为胸襟磊落、整顿乾坤的英雄。雷海青和李龟年只是个梨园乐工，却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安禄山占领洛阳，满朝文武贪生怕死，争去投降不迭，雷海青却怀抱琵琶，冲了安禄山的太平筵宴，并用琵琶投掷贼首，壮烈而死，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李龟年流落江南，沿街弹唱，面对着满目荒凉的河山，倾吐着国破家亡的无限感慨。

《长生殿》不仅包含着深刻的意蕴，而且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梁廷柟《曲话》)，称雄于清代剧坛。洪昇以宏大的艺术概括力将芜杂的素材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剪裁，然后加以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不拘泥于史料。全剧以李、杨爱情为主线，以“安史之乱”作为穿插，爱情线和政治线交错进行，运用虚笔、仄笔、侧笔、闲笔，勾勒描绘，形成规模宏大、跌宕起伏、对比鲜明的结构和格局。“悲欢离合，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胜，无过于此。”(王季烈《螾〔yin引〕庐曲谈》)

《长生殿》的曲词清丽流畅，富有诗意美、韵律美。论文词，篇篇都是好文章。论曲子，阙阙支支都是好曲子。全剧使用的几百支曲牌各具特色，变化无穷，且符合人物性格和情境氛围。因其审音协律，所以便于讴歌。“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长生殿·徐灵胎序》)尤其是《长生殿》的《弹词》一出，悲凉慷慨，字字如倾珠落玉，虽铁石人亦不能不为之断肠，不为之下泪。《弹词》与李玉《千忠戮》中的“八阳”并称，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弹词》首句是“不提防余年值乱离”)的佳话。

“北孔”，即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字聘之，号东塘，自号云亭山人、岸堂主人。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他是个早熟的奇才，工诗赋，博典籍，杂学旁收，隐居于曲阜城北石门山中，过着“养亲不仕”、林居多暇的生活。他37岁的时候，康熙南巡，途经曲阜祭孔，隐居不仕的孔尚任被荐举在御前讲经，深得康熙赏识，特授国子监博士。不久被派往淮安、扬州疏淮治水，结识了南明遗老，游历了南明故地，凭吊了梅花岭、秦淮河、燕子矶、明故宫、明孝陵。所见所闻加深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为写作《桃花扇》作了充分的准备。四年期满回京后，与顾彩合作《小忽雷》传奇，进行了一次艺术实践。然后历13个寒暑，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写成《桃花扇》，立即轰动京师。康熙皇帝索剧审阅。次年春，孔尚任即以“疑案”被谪官，重新回到曲阜隐居，郁郁寡欢而终。

孔尚任诗文甚多，却因《桃花扇》而赢得不朽盛名。此剧取材于当时人们记忆犹新的“明季国初之事”。它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以南明兴亡为中心事件，将朝政得失、文人聚散交织成一部雄伟悲壮的史诗，展现了明末动荡不已、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歌声檀板之中隐含褒扬诛贬之义，从而“知三百年之基业，隳〔hui挥〕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达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之目的。

像《长生殿》一样，《桃花扇》包蕴着深沉强烈的兴亡之感，并借“离合之情”抒发出来。剧本把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置于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李香君虽然身居娼寮，却具有与一般歌妓不同的见识与品格。她热爱故国，痛恨权奸，敬重东林、复社文人。新婚之夜，当她得知妆奁〔lian连〕来自阉党阮大铖后，毅然拔簪脱衣，摔到地上，并斥责侯方域的软弱。阉党强迫她嫁给新贵田仰，她一口回绝，头撞翠楼，血溅诗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清白。她把自己比作击鼓骂曹的女祢衡，酒筵上义正辞严地揭露马士英、阮大铖的罪行，刚烈之气咄咄逼人。被打倒在雪地上，依然骂不绝口，真是一副铮铮侠骨！侯方域虽然有些软弱、动摇、糊涂，但在李香君的激励下，积极投身抗清复明斗争，被权奸投进监狱也未投降变节。出狱后，立即到南京寻找李香君。当他们历尽艰辛，再次相逢于栖霞山上时，在张道士的棒喝下，毅然割断儿女情根，双双出家入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梁廷柟《曲话》)，具有苍凉的悲剧氛围。

《桃花扇》“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表现了善恶、正邪、清浊、美丑之间的殊死搏斗，全面评价了南明兴亡的历史。和《长生殿》一样，剧中充满了否定本阶级的悔恨、儒家理想的幻灭，与对历史和人生空幻悲凉的感伤情绪。他们上承汤显祖的浪漫主义精神，热切地呼唤人间至情，但远不如汤显祖那样乐观、酣畅、淋漓。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仇视态度，则表现出作者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桃花扇》是一部庞大严谨、内容宏阔的历史剧。那么纷纭、复杂、多变的人物事件，竟被作者举重若轻、巧妙自然地组织到一起。脉络清晰，浑然一体，“通体布局，无懈可击”(吴梅《中国戏曲概论》)，不愧为佳构杰作。特别是那把桃花扇，不仅纠结着侯、李的际遇，而且联系着时代的风云，真是“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拥有庞大的人物形象体系，几十个人物无不绘声绘色：李香君之刚烈、史可法之忠直、柳敬亭之任侠、侯方域之软弱善良、马士英之庸鄙贪婪、阮大铖之机敏滑贼、杨龙友之八面玲珑……全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我国历史剧的双璧。它们像两块丰碑，最后显示出明清传奇的实力，成为传奇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南洪北孔”之后，明清传奇的光华渐渐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