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120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主要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实。纪、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ye夜〕，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字蔚宗，南朝刘宋时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南)人。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生于公元396年。出身世族，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且都喜好文墨。祖父曾为《谷梁传》作注，父亲有文集流传于世。范晔自幼受家庭影响，读过很多书，且擅长文墨，颇有才气。宋文帝时曾任尚书吏部郎，由于平时恃才傲物，放任不羁，被贬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后来虽被提升为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参与机要，但终因性格狂傲，遭人陷害，以谋反罪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被杀，时年48岁。范晔被杀时，《后汉书》志稿尚未写完，后为人所毁，只有纪、传两部分流传于世。到梁代刘昭为范氏作注时，因书中无志，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30卷补入《后汉书》，成为现在流行的本子。

司马彪，字绍统，晋朝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曾为东汉撰史，作纪、志、传凡80篇，名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渐被淘汰，唯有八志因补入范晔书中而得以流传下来。

范晔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专写东汉的史书流传，如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等10多种。范晔兼取各家之长，他的《后汉书》行世后，各家之书逐渐湮没。

范晔《后汉书》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东观汉记》。所谓“东观”，就是东汉宫中藏书和史官著述的地方。《东观汉记》的修纂，开始于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前后集中史官修纂五次，直到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才完成。前后经过163年，班固、刘珍、崔寔〔shi时〕、蔡邕、杨彪等几十名学者曾参与其事。《东观汉记》实际是东汉一代史料的总汇，体例为本纪、年表、志、列传、载记五部分。基本上沿袭了《史记》、《汉书》的体裁。由于是东汉人根据当时史实修撰而成，史料价值很高。魏晋以来，修撰东汉史者，主要素材都取自《东观汉记》。唐代以前，《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唐代时，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合称三史。《东观汉记》虽已失传，但其史料多在《后汉书》中保存下来。

《后汉书》(图5)体例虽基本沿袭《史记》、《汉书》，但也有所变化，有所创新。《汉书》是一个皇帝一篇本纪。东汉一代，殇、冲、质三帝在位时间很短，事迹不多，《后汉书》参照《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从实际出发，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样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本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过去《史记》、《汉书》除吕后列入本纪外，皇后都列入《外戚传》。范晔为皇后写本纪，这一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后汉书》在列传部分，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党锢与宦者两传既是创新，又反映了东汉一代的情况。东汉宦官多参与朝政，许多比较正直廉洁的大臣都以结党之罪被杀，宦官就是制造党锢之狱的罪魁。这两传生动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很有时代特点。《逸民传》里记述如梁鸿与妻孟光，品行高洁，又有才华，为了抗避“浊世”，隐居山林，自食其力，终生不仕，还特录其《五噫之歌》以表彰其志。还有写到民本思想十分鲜明的汉阴老父(《后汉书》卷八三)。汉恒帝经常到各地游玩，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去围观，在汉阴时有一老农却继续耕地，不予理睬。跟随皇帝的尚书郎张温很奇怪，就派人去问：“为什么人人都来看皇帝，唯独你耕地不停？”老农笑而不答。张温亲自过来问他，老农说：“我山野之人不会说话，请问是天下乱而立天子呢，还是治理好了才立天子呢？立天子是为了让他像君父一样治理天下呢，还是役使天下百姓侍奉天子呢？过去尧舜治理国家时，连盖房用的椽子都不刮，茅茨不剪(以节省民力)，而万人(即百姓)安宁。而今你的皇上，放纵自己劳民，毫无顾忌地闲游。我都为你害臊，你为什么还让人去观看呢！”张温听后很惭愧。问老农姓名，(老父)不告而去。范晔能为汉阴老父立传，可见其史学思想比较进步。《列女传》开创了为妇女立专传的先例，值得特别注意。范晔认为史书不为妇女立传是不对的，他选择才华、品行优秀的各种类型的妇女，为她们写了传记。例如：继班固完成《汉书》的女史学家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选择丈夫重品行轻富贵的桓少君；轻名利重清节的王霸之妻；还有才华横溢的蔡文姬，不因其再嫁而不予立传，可见范晔确有独到的见地。后来的各史把“列女”改为“烈女”，变成了严守三纲五常的贞妇烈女的碑文，史学上的见识就远不如《后汉书》了。

图5 《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

《后汉书》记人叙事喜欢以类相从，不论年代先后。《论衡》的作者王充是东汉初期人，《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和《昌言》的作者仲长统是东汉末年人，因为他们都擅长著述，淡于功名利禄，所以三人同传，使这些思想家的事迹不致湮没。张纯和郑康成也不同时，因为都以经学见长，也合为一传。

《后汉书》的《舆服志》、《百官志》也是前史所没有的。《舆服志》记载了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各种车、车饰、服装及其佩饰的式样和沿革情况，是研究汉代舆服文化的重要史料。《百官志》记述东汉从中央到地方分官设职的情况。《后汉书》缺《食货志》和《艺文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化典籍。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才多少弥补了一些不足。《后汉书》虽然只有纪、传(志为后补)，但范晔文笔很好，安排调度有序，善于剪裁史料，叙事连贯却又互不重复，彼此互见，相辅相成。正如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评价“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

范晔思想比较进步，撰史观点鲜明，爱憎强烈，文笔犀利，于“论”、“赞”中往往一语见的，褒贬分明。他为许多耿介正直、淡泊名利、“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在《党锢传》中，以生动的笔触，写了张俭、范滂、李膺等人刚正不阿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难怪千载之后，清末爱国志士谭嗣同临刑前的绝命诗竟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足见《后汉书》影响之深远、形象之动人。《宦者传》中称赞蔡伦是忠介之士；痛斥侯览是“凶家害国”的祸根。《后汉书》成书晚，却能于诸家之作中脱颖而出，流布于后世，并不是偶然的，它确有许多可贵的长处。

《后汉书》的注本，纪、传部分主要有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志有南朝梁代刘昭的注。清代学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都是研究《后汉书》的主要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后汉书》是以目前最早的宋绍兴年间本(图6)为底本，参校诸书整理而成的，是目前最便于阅读使用的。

图6 《后汉书注》，宋绍兴刻宋元递修本

《三国志》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三国志》在北宋以前，是《魏书》、《蜀书》、《吴书》三部书分别流行，到北宋时才合在一起刻版印刷，改称《三国志》。全书只有纪、传，而无志、表。

作者陈寿，字承祚，西晋初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他从小好学，曾拜同郡学者谯周为师。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入晋后为著作郎，领本郡中正，《三国志》即写于此时。当时的人们称赞他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个叫夏侯湛的人，曾写了一本《魏书》，但看了陈寿作的《三国志》后，便把自己的书毁了，从此搁笔。当时的大官张华曾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可见他的才华和《三国志》都被人们所推重。后来他又升任治书侍御史，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卒，终年65岁。当时的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jun军〕等上表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非常称赞它的优点，于是晋惠帝下令，叫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录一部，此后《三国志》便正式流传于世。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huan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陈寿自己采集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能感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一些重要人物如徐干、陈琳、应瑒、丁仪、丁廙〔yi异〕等都没有专传，有传的人，也往往失之简略。曹操许下屯田，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九品中正制，书中都记载过简。《晋书·陈寿传》曾引“或云”说：丁仪、丁廙是当时的名人，陈寿曾向丁氏后代要“千斛米”，遭到拒绝，就不给丁氏立传。还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失街亭后被诸葛亮所杀，其父也受了牵连。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中贬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但是多年以来，经过不少著名学者研究考证，证明这些说法缺乏根据，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这样，人们对《三国志》史料的准确性、可信性就有了明确认识。

图7 《三国志注》，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

魏、蜀、吴三足鼎立，《三国志》(图7)的得名即由此而来。陈寿是由三国入晋的人，作了晋的官吏，晋继承魏，统一了全国，所以他不得不以《魏书》居前，用本纪来记述魏国的几代帝王。但对蜀、吴二主，形式上称“传”，记事方法却与本纪相同，按年叙事，实际上把蜀、吴放在和魏同等的地位，客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可见陈寿是一位有见地的史学家。

《三国志》叙事简洁，剪裁得当，三书很少有重复。在选材上也十分慎重，留下不少宝贵的资料。如《华陀传》保存了古代医学资料；《张鲁传》保存了我国道教史资料。《三国志》中关于鲜卑、乌桓、高句丽等的民族史料更是非常珍贵。

在文学方面，《三国志》也有很高地位。陈寿的文笔很有风采，如《周瑜传》、《陆逊传》都写得很生动。北宋叶适曾说：“陈寿笔高处，追司马迁。”清代刘熙载说他：“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这些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历代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在书中记晋皇室事时用曲笔，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处，这也是封建社会史书的一般通病，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

陈寿写《三国志》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史料他没能见到。南朝宋文帝认为《三国志》太简略，就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时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南朝刘宋后任中书侍郎。《三国志》的注与《史记》、《汉书》的注不同，裴松之的注主要是增补史实，资料极为丰富。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人的著作达200余种，所截取的史料比较完整，注文条目也相当多，约有54万字，几乎是正文的三倍。就史料价值来说，并不亚于《三国志》本身。注中引用的书，现在大部分已经失传，有赖裴注征引，我们才能见其大概，这使裴注更加被人重视。据裴松之自己归纳，注文内容着重有四个方面：一是应载而陈寿未载的史事，加以增补。如《魏志·武帝纪》中关于曹操的为人及魏国屯田情况都作增补。二是同一件事，说法歧异，则采录异闻，以备后人研究。三是对错误的记载予以纠正。如《孙策传》注中考辨了孙策的年龄。四是对时事和陈寿的不正确看法进行论辨。概括起来就是补缺、备异、纠谬、论辨。这种注书方法，开创了注书的新局面。历来史学家都把裴注视为《三国志》的重要部分，密不可分。所以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注当作正式的史文来读(图8)。

图8 《三国志注》，宋刻本

后代研究注释《三国志》的主要著作有清代梁章巨的《三国志旁证》、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

重要版本有据宋绍兴、绍熙刻本配补而成的影印本，收入《百纳本二十四史》；清武英殿聚珍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三国志》，就是根据以上诸本，还参照了东晋写本《吴志》残卷等校订而成。

《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至《汉书》而定型。《后汉书》和《三国志》虽然仅有纪和传，没有志和表，其成就却高于同时人所撰各书，因而得以广泛流传，起到了巩固纪传体的作用。这四部书，所写的时代靠前，其成就也靠前，《隋书·经籍志》即以这四部书并称，至清代，“前四史”的说法终于广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