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图1)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都处于汉武帝时代，这是文景之治以后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为巩固大一统的封建政权服务，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广开献书之路，搜集了大批文献典籍、古史旧闻。探究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寻找治国安民的方策，思想界相当活跃。这些情况都为《史记》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图1 《史记集解》，宋绍兴刻本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长期担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编写国史的官员，同时也掌管皇家图书、天文历法、祭祀大典等。司马谈学识渊博，懂得天文历法，熟悉典章制度，曾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对先秦时期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评价。有感于《春秋》以后的历史无人编撰，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无人记叙，他想完成这样一部历史论著，做了多年的准备和实际工作。临死前，他拉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谆谆嘱咐：“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历史书！”“你一定要记住啊！”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尤其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司马迁从小就喜欢读书，10岁便能诵读古文，后来又接受过著名学者董仲舒、孔安国的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为了协助父亲完成修史的工作，司马迁20岁时游历江淮，开始实地历史调查。他从长安出发，南下江陵，后到汩罗江畔凭吊屈原。浮沅湘，窥九疑，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迹。登庐山，了解大禹治水的功业。再由越至吴，参观春申君的宫室。然后渡江北上，搜访韩信的事迹。后来又到齐鲁，瞻仰孔子遗迹。向西到秦汉之际众多风云人物的家乡访问，到楚汉相争的战场实地考察，最后过梁楚回到长安。不久，司马迁做了郎中，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多次跟随汉武帝出巡，西到崆峒山；东登泰山，上碣石，直到海边；北出长城，直抵九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他奉命出使西南一带，一直到了昆明。多次的游历出行，使他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广泛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们，增长了知识见闻，搜访了历史资料，也大大开阔了他的胸襟。《史记》的叙事和描写特别亲切有味，文章抑扬变化，跌宕〔dang荡〕多姿，都和司马迁如此丰富的经历密切相关。从西南出使回来，其父已病入膏肓，临终前将修史的遗愿郑重托付给司马迁。三年以后，也就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了太史令。他阅读整理古史资料和档案文书，为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进一步做积极准备。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和其他学者20余人共同制定了太初历，随后就全力写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骑都尉李陵奉命率领5000步兵深入胡地，与匈奴重兵苦战十几天，箭射光了，也不见援兵的影子，最后投降了匈奴。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虽然办事不对，但他艰苦奋战，杀伤大量敌军，功绩显著，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投降。从平素为人看，他一定会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朝。汉武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是有意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替投降匈奴的李陵开脱辩护，于是将司马迁抓到牢里。第二年又传来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谣言，汉武帝信以为真，杀了李陵全家老小，还进一步株连司马迁，对他处以宫刑。宫刑是最让男人羞辱的刑罚。这样的奇耻大辱，使司马迁痛不欲生。过了两年，汉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司马迁出了狱，后来又被用为中书令。中书令是宦官担当的职务，司马迁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但是，想到父亲的遗愿，想到历史上许多有痛苦遭遇的人都能发愤著书，流传后世，他终于坚强地活下来，继续努力写书，并且大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编撰工作。遭遇李陵之祸时，司马迁因为家贫不能赎罪，朋友没有人来救他，皇帝左右的侍臣也没有人为他说一句话。他身受专制主义皇权的无情摧残，又具体体验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件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更加看清了封建暴政的黑暗，也更加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充溢身世之痛的满腔悲愤，时常在所写的书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史记》的文字富有情韵而多感慨，难怪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写这部著作，并没有为它确定书名。古人写书，不先自定书名，这是常有的事。汉代学者称这部书为“太史公”，或者“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以及“太史记”。司马迁书中有八处提到“史记”二字，都是指列国古史，原是一种泛称。直到东汉末年，人们才把“太史公记”简称为《史记》，《史记》从此成了司马迁所著书的专名。

司马迁死后数年，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yun运〕把《史记》全书公布于世，传写流行。《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缺，有录无书。”可知流传之初，此书已有残缺。至于到底缺哪些篇目，后人的说法很不一致，详细的情况现在已难以考定了。《史记》内容的下限原止于汉武帝末年。西汉后期有许多人为它做续补的工作，补得最多的是元帝、成帝时期的博士褚少孙。他所补的部分，开头大致都用“褚先生曰”，在今本《史记》中，其版式要低一格，容易分辨出来。其他人所补就不一样了。今本《史记》有多处记叙汉武帝以后的史事，有些地方的文字有重复、矛盾或者错乱的地方。这都是后人续补或者增窜造成的，需要我们读书时细心鉴别。虽然有这样一些情况，《史记》仍然保存了司马迁原著的基本面貌。

《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是通贯古今，包罗万象，实实在在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作者当世的汉武帝时代，上下3000多年，总为一编。举凡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直至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山川地域、风俗人情，无所不包，略无遗漏。司马迁重视人类的生产经济活动，首创《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他重视民族关系，主张维护以西汉王朝为中心的民族统一，从《匈奴列传》到《西南夷列传》，写了五篇少数民族史传。他重视文化思想的变迁，给诸子百家学说的代表人物立传，为后世的学术思想史开辟了道路。他既能够以帝王的言行政绩为纲，注意反映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历史功绩，也能够广泛描写社会各阶层，包括一些下层人士的历史活动，为游侠、刺客、佞幸、滑稽、货殖、儒林等各色人物立传，努力反映社会的全面。如此气魄宏伟、规模空前地总结历史，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客观历史要求，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理想的伟大实践。

《史记》以前的古史，或记言，或记事，单写一个方面；或记一段历史，或限某一地域，只是零碎片断的杂记；要不就是文字简古的流水账。总之，朴拙稚嫩，缺憾甚多。真正成熟地独出心裁，自创规模，以完整而严密的体例，融会贯通各种史料，通过剪裁去取，整理加工，写成一部史料丰富、主题明确、首尾一贯的历史的，《史记》是第一部。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3000多年间君臣士庶的思想行事以及自然社会的变化发展熔铸于一炉，实际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客观历史趋势。

《史记》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完备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130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52.65万字。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本纪是按年月顺序记载帝王言行政绩的大事记，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本纪是全书之纲，地位排在全书的最前面。这是封建社会君权至上的象征。世家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的，实际是诸侯王的本纪，也采用编年纪事，因地位比天子低，所以等而下之。列传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多是将相大臣、达官贵族，而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和各个社会领域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还有若干列传，专记少数民族以及与我国有来往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列传所占的篇幅最多，习惯上又区分为四种类型。只写一个人物的称作“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人或几个人的称作“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记两人，《廉颇蔺相如列传》记四个人，包括赵奢、李牧。合传所记人物，或者事迹相关，或者行为相类。把同类性质的人物或同一专业的人物合在一起记叙的叫“类传”，如《游侠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另外还有“附传”，就是在一个人的传记后面，附带记叙其家族子孙后人或者事迹相近的其他人。表是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史事按一定的关系、顺序排列成表格，使之简化、条理化，还可用以补充本纪、世家、列传记叙之不足。表又分为年表、世表和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史料比较翔实，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湮没，无法按年排列，只好笼统含糊一点，如《三代世表》。月表是《秦楚之际月表》。楚汉相争几年间，政权更迭，战争频繁，变化剧烈，按年记叙太不够了，不足以反映史事变化的丰富与迅速。书则专记典章制度的沿革，是某一方面的专题资料汇编。例如《天官书》专记天文星象，《河渠书》专记河流水利，《平准书》专记经济政策等。五种体裁，各有分工，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班固以后的史学家无不竞起仿效。从《汉书》直到《清史稿》，封建社会的正史毫无例外地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只在个别例目上做过局部调整。例如《汉书》将“书”改称“志”，把“世家”合并到“列传”中去。因为主要的例目不外乎纪、表、志、传，所以一个时期曾称为纪表志传体。因为表和志比较难做，从《后汉书》和《三国志》开始，有些史书缺略了这两部分。又因为纪和传本来就比较重要，不可缺少，后世于是干脆称之为纪传体。纪传体史书记叙了封建社会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各体的命名和地位高低，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这是纪传体史书能被封建统治者颁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

《史记》书中有许多“太史公曰”。后人将放在一篇之前的叫“序”，放在一篇之尾的叫“赞”，夹在一篇之中的叫“论”。这是司马迁仿《左传》“君子曰”而创造的一种史论形式。其内容丰富多彩，或画龙点睛，阐明一篇之主旨；或自叙见闻，讲清取材的原则；有时直抒胸臆，宣泄对人物的爱憎褒贬；有时议论古今，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笔势纵横，不拘一格，给《史记》增添了一层生动活泼的理论色彩。后代史家虽然人人效法他撰述史论，却远没有他那样的识鉴与文采。

《史记》是一部取材广泛采择审慎的实录，其史料来源是非常丰富的，既有古代文献典籍，例如《尚书》、《春秋》、《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之书；也有国家档案文书，如牒记、春秋历谱牒、列封、功令等。除了文字资料以外，还有许多实地调查访问的材料，包括文物古迹、石刻碑文、宫室器物、古人图像、历史传说以及当世见闻。司马迁写历史，重视详近略远，详今略古。许多近代当代的史事，司马迁得之于亲见亲闻，如“吾闻冯王孙曰……”(《赵世家》赞)，“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李将军列传》赞)。书中类似的记载很多，增加了《史记》的真实性、亲切感。《史记》还采录了许多歌谣诗赋、俗谚俚语，例如“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列传》赞)“鄙语云：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赞)“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魏其武安侯列传》)这些材料，不仅真实，而且生动。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史料汇聚在一起，既有经传典籍，又有档案资料；既有官方记录，又有民间口碑；既有文字材料，又有实物依据；既有文人士夫之雅言，又有街头巷尾之俚语；既有古史传说，又有当今见闻。作者如果没有下一番甄别考订剪裁熔铸的功夫，是难以驾驭取舍运用自如的。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采取了极其审慎的科学态度。对于远古的传说，他要“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赞)。“六艺”是古代儒家的经典。这就是说，传说要有古代文献的印证才可以相信。没有可靠的原始资料作依据，他宁可不讲。《五帝本纪》关于黄帝的记载，就是反复斟酌以后，他才“择其言尤雅者”写进书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足，有些史实有残缺，或者存在不同的说法，一时难以确定是非真伪。知道的他才讲；不知道的，他就空着不讲。靠得住的，他就讲靠得住；靠不住的，他就讲靠不住，决不自以为是地轻易下判断。这就是“阙〔que缺〕疑”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修史原则。《史记》书中，有时同一件事，本纪、列传、世家和年表，几个地方说法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属于作者疏忽，失于前后照应；有的则是因为史料来源不同，无法定其是非，只好并存不废，留待后人考证。这样做，倒比妄下判断强取一说要稳妥一些。

司马迁具有尊重历史实际的实录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记叙历史人物比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自远古到作者当世，3000多年间，各色人物何止千万！写谁不写谁，看重的是历史功过、影响大小，选择的是各类典型人物。《史记》所写人物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这与后世史家的泛泛罗列不同。同时司马迁善于以简洁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主要特征，例如项羽的勇猛豪爽，刘邦的机灵狡诈，范增的阴险，张良的善谋，萧何的稳重，韩信的多智，李广的善射，全都写得逼真传神。无论是封建皇帝，还是古圣先贤，在司马迁笔下，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史记》既颂扬其历史功绩，也暴露其罪恶或缺点，秉笔直书，毫不隐讳。例如对汉高祖刘邦，既写他深谋远虑，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又写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以及称帝后衣锦还乡的醉态，后来杀戮功臣的罪过等。不过，《史记》的写法比较灵活经济，往往在本篇之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方面，其他问题则分散在另外的篇章中。用这种“互见法”来写人，较便于集中笔墨，分清主次，节省篇幅。我们读《史记》时，也要用互见法，以一篇为主，注意将其他有关记叙搜罗齐备，才不致失于片面。《史记》写人，能够客观反映历史实际，不求全责备，不以偏概全，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例如汉初三大功臣韩信、彭越、黥布，都以谋反罪被夷灭三族。刘邦死后，西汉王朝也没有人给这三个人平反，而司马迁却敢于为他们立传，历史地全面地记叙了他们一生的功过是非。再如项羽未为天子，却列于“本纪”；孔子未做诸侯，陈胜虽建号张楚，半年即失败而死，却都列于“世家”。这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司马迁尊重历史实际。因为在秦亡以后汉兴以前的过渡阶段中，项羽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政局，也代表着当时的政权。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本纪》赞)同样，孔子和陈胜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其实际历史地位完全可以和诸侯相当，所以列于“世家”。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既是崇高评价，也反映的是历史实际。他又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对陈胜首先举起反抗秦朝暴政大旗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都体现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司马迁总结了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民心的向背，同情人民的疾苦，他反对严刑峻法，反对暴虐害民，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与民休息。这是《史记》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史记》一书，文笔生动，议论精彩，叙事描写，简洁明快。像《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等篇，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性格鲜明。《史记》的语言通俗易懂，工于素描，文情并茂。书中引用古书，把艰深的古文改成浅近平易的汉代语言而不失原意，这也是司马迁高明过人的地方。

《史记》也存在一些缺点错误。由于资料不足，书中采录了一些缺乏事实根据的传说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孙杵臼和程婴舍身救赵武以及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故事等，都是情节曲折动人而与史实不符的。近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实了其中一些错误。书中还有一些脱误矛盾或疏略不当的地方，特别是战国时期那部分较为严重，研究者应多方搜集资料参互考订，不可盲目轻信。尽管如此，《史记》仍不失为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历来为《史记》作注的人很多，最著名的是“三家注”，即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注原来都是各自单刻的，到北宋时才合在一起，散附于《史记》有关正文之下(图2)。清代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曾刊行《史记》三家注的合刻本。中华书局根据金陵书局本加工出版的标点本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本子。

图2 《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宋黄善夫家塾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