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留德学生马君武写的一首诗，它代表了广大留欧学生的心声。这些学生于1880年后陆续归国。作为系统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青年，和当年的赴美幼童一样，成为中国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如第一批留欧生魏瀚等毕业回国到福州船政局工作后，翻阅了大量的中外关于造船方面的资料，悉心考求，反复试验，四五年如一日刻苦攻关，终于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巡洋舰——“开济”号，粉碎了外国人关于中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掌握造船技术的狂妄言论。之后，他们又监造了镜清、寰泰、广甲、平远、广乙、广庚、广酉等多艘舰船，连外国人也不得不说：“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清廷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李鸿章在《奏出洋肄业在事各员请奖折》中言：“其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应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加之历练，应可不藉洋人。其制造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林怡游，开采熔炼如罗臻禄、林庆升，驾驶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萨镇冰颇为优异。其余加以陶熔，均可成器。”

这些留欧的青年，既有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又有高尚的爱国思想，希望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他们与封建专制格格不入，更强烈地反对外国侵略。他们是清朝近代化海军建设的关键人物，如林泰曾回国后任北洋海军的左翼总兵，萨镇冰为海军帮统。北洋海军12艘主要军舰的管带，如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超勇管带黄建勋都是留欧生。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们多数勇敢坚定，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靖远管带叶祖珪，在该舰三次起火，中弹数十处之后，仍沉着应战指挥出击。超勇管带黄建勋在战斗中勇猛顽强，不幸战舰中炮起火几乎沉没，他带领全船官兵浮沉于海中用长绳相救，终不济事，最后与军舰同归于尽，年仅43岁。经远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督率官兵们一边向敌人狠狠射击，一边指挥人员扑救军舰中弹升起的大火，并奋勇向敌冲杀过去，不幸中炮壮烈牺牲，时年42岁。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战斗开始不久，就代替受伤的海军提督丁汝昌指挥，他布阵巧妙，时刻变换，使敌人的炮火不能打准目标。在激战形势危急的关头，他命令枪炮官沈寿堃(留欧生)、徐振鹏(留美生)瞄准敌松岛舰第四号炮位频频发炮，重创了敌舰，使它倾斜了五度，敌军官兵死伤达100多人，死尸都堆积在甲板上了。后来在威海卫的战斗中，刘步蟾遭到日军的四面包围，宁死不屈，决不向敌人投降，服毒自尽。留欧生们在抗击外敌入侵时舍生忘死英勇顽强的事迹，被代代传颂，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榜样。

虽然留学欧洲的主要收获在军事方面，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给这些留学生们以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留学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驾驶技术的严复是最著名的一个。严复来到英国后，除了学习学校里必修的海军战术、海战公法、枪炮营垒等课程外，还关心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他充分利用一切时机，如饥似渴地从英法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到1879年6月归国时，他不仅是一名海军大学的优等生，而且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与文化也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20年之久，他的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共同之处，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就要效法西方。他还强调要自强救国，就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即是增强人民的体质，主要是禁止鸦片、禁止缠足；开民智，是促进人民的智慧，主要是废除科举和八股文，提倡西学，学习新知识；新民德，是培养人民的新道德，主张实行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政治制度。他认为所要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创立议院、废除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严复认真研读并接受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进化论的信奉者。他所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震动了全国，他借翻译此书的时机，大声疾呼：只要发愤变法图强，中国仍可得救，免于灭亡；而生死存亡，其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天演论》一书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风行海内，起到了警钟的作用，成了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这些，均是清廷当初派遣留学生时所没有想到的，但却成了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