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者公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容闳。容闳，字达萌，号纯甫，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镇。七岁时，他随父亲迁到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由于经费困难，该校不久停办，容闳只好回到家乡，一边自学一边劳动。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他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该校是在澳门教会小学基础上开办的，主持校务的是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传教士布朗。1846年冬，布朗准备回美国，并想走时带几名学生一同返美。当时仅有容闳、黄胜、黄宽等三名学生愿意前往。他们的赴美经费，由香港中国日报的主笔、美国商人梦奇、苏格兰人康培尔等人赞助，以两年为期，同时还补助他们的父母赡养费，以安定孩童们的向学之心。1847年4月12日，经过98天漫长的海上行程，他们到达美国纽约。容闳等三人则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当时美国还没有高中，仅设有预备学校作为升入大学的准备。容闳入校后被编入英文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虽然有一定的资助资金，但远不够用，容闳除上学外，还要靠作小工、帮人洗衣拉煤来赚点钱维持生活，既艰苦又紧张。

1848年秋，一同赴美的黄胜因病回国，只剩下容闳和黄宽二人。黄宽得到香港几位英国商人的资助，去了英国。他赴英后专攻医学，七年后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以第三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留欧学医的第一人，后来回国行医，名声很大。留在美国的容闳，直到1850年在得到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后才得以进入耶鲁大学。刚入学时，由于听讲困难，他每天都要学习到深夜，休息很少，加上缺少体育活动，身体非常瘦弱。进入二年级时，功课也不好，微积分每次都考不及格，幸亏他的英文较好，几次获头奖，这样才把平均成绩拉起来。据曾与他同过学的白博士回忆说，容闳刚进校时“异服异俗，颇受人笑”，但后来“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品”，则无人敢笑了。容闳本人也说：“予在二年级时，自愧分数过少，至不敢向教员探询，私意或且降级。幸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故平均分数，犹得以余补不足。 自经两次获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积极在校谋求职业。他替自办伙食的学生管理饮食；为学生中的兄弟会管理图书。靠课余干这些杂活得到的酬金，容闳才得以完成了学业。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班共毕业98人，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人。容闳在其所撰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对此进行了记载：“予于1854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98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令人注目。”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肯特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对容闳在耶鲁的表现有极为生动的叙述，他说：

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两者都割弃了。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

(2)难以磨灭的雄心

接受了西方良好教育的容闳，对破败的中国社会深感忧虑，一心想改变中国这种腐败落后的面貌。在他看来，如果多数中国人能像他那样到美国接受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回国后对中国进行改造，就会将中国变成美国式的发达国家。也就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怀着这种“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于1854年11月13日乘船从纽约回国。

归国后，为实现他的计划，容闳四处奔走，以图取得清廷官吏的支持帮助，不料屡屡碰壁。原因也不奇怪，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绝大多数官吏闭目塞听，顽固守旧，夜郎自大。他们视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当然对容闳就不会理睬。正当他穷途末路之际，忽然机会来了。1863年，经人推荐他认识了曾国藩。原来，曾国藩与李鸿章筹办洋务，打算在上海兴建一座兵工厂，正急需一名通晓外文、熟悉国外情况的人去美国买机器，容闳则被选上了。奉命之后，他不辞辛苦，取道英国到达美国纽约采办机器并圆满办成此事，曾国藩非常高兴，对容闳也更加赏识。这时容闳的好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容闳认为实现自己计划的时机已到，便于1868年通过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提出了四项建议：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食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容闳将派留学生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考虑到了。但是，由于意外的耽搁，这项条陈没能上奏。直到1870年容闳再次见到曾国藩，趁机陈述了自己派留学生的意图，曾即同李鸿章联名上奏，这一计划最终被清廷批准。

实施留学计划的第一步是在上海设立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入此学校的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家境富裕，身体健康，并要经过中文写读和英文基础(未习英文者可免试)的考试，才能被录取。学生在该校学习一年中西文学后前往美国，赴美前，学生的家长必须签订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都不负责等内容。1871年容闳等就开始了紧张的招生工作，但是，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多数人认为西方是蛮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国须画生死押，许多中国家庭都不愿冒这一风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容闳还没有招够30名，不得已只好到香港才招齐了这个数目。同年11月，李鸿章奏请以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驻美办理一切管理留学幼童的事务。这批挑选出来的幼童在上海经过严格的中西文训练后，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八月十一日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搭船赴美，同年秋天抵达旧金山。

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幼童由黄胜率领出国，同行的还有七名自费生。

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

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赴美，同行的还有自费留学的徐润的三位堂弟。

至此，120名幼童全部到达美国，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0岁。其中来自广东84人(香山县占40人)、江苏21人、浙江八人、安徽四人、福建二人、山东一人。由此可以看到，这120名赴美留学的幼童，几乎都来自于南方，北方仅有来自山东的一名；而来自南方的这些幼童，又以广东籍(尤其是香山籍)的占多数。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报纸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不知道政府有这一教育计划，因而报考的人数非常少；另一方面也因为南方，尤其是广东沿海地区，鸦片战争后，在被迫开放的情况下，与海外接触较多，较为容易接受这一开明的教育计划，于是响应较为热烈。

至此，容闳苦心奔波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辉煌的开端。

(3)幼童们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

孩童们来到异国，仍都着清朝服装：长衫马褂、瓜皮帽、白布袜、黑色白底洗鼻梁的布鞋，引得美国人既好奇又关心。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他们被安置分住在居民家中，以让他们习惯美国的语言生活。据记载，康涅狄格州的行政人员、教师和医生家里，几乎都接待过中国留美幼童。每一个负责接待的美国家庭照管两个或四个幼童。幼童英文合格的，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则在老师处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准备。

曾带领第三批幼童赴美的祁兆熙，在其《游美洲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载，详细介绍了他所率的这批幼童分居美国各家庭的情况：

朱锡授、曹茂祥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阿尔福学习。

沈嘉树、康赓龄住士得勒佛书馆，从艾墨生学习。

宦维诚、程大业住希白能书馆，从颇司特学习。

祁祖彝、朱宝奎住叟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慕阿学习。

邝贤俦、邝景扬住意司特亥母登书馆，从弥那学习。

曹嘉祥、杨兆南住惠特列书馆，从聂夜恩学习。

曹嘉爵、卢祖华住那夫爱墨司特书馆，从克那格学习。

唐致尧、林沛泉住葛令非尔书馆，从克拉克学习。

梁如浩、唐绍仪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格阿登学习。

容耀垣、周长岭住未士特问司叠特书馆，从费列白司学习。

黄季良、杨昌龄住稳拉司得书馆，从课尔司学习。

袁长坤、周万鹏住火里约克书馆，从克格温学习。

吴敬荣、孙广明住利意书馆，从亥特学习。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岭菲尔书馆，从弥那学习。

徐振鹏、郑廷襄住亥得列书馆，从柏阿司过学习。

祁兆熙还在《游美洲日记》中记述了他访问他的二儿子祁祖彝及同学朱宝奎居住就学的美国人家庭的情景：

初四日癸酉，礼四。六点半起，八点钟同兰生乘马车，换火车至祖彝塾师家，路十五“麦”。祖彝与朱宝奎有喜色。师家有苹果树，连日畅吃苹果。其家在山上，屋上下八间。家凡四人，女师姊妹二人，老母年六旬左右。无邻房，后即园林也，依山傍水，大有秀气。祖彝与宝奎谓我曰：“自到馆，目见不满二十人。”余曰：“读书之处，得此清静琅嬛也。”方到之日，女师为理衣箱，派书几，有大抽屉。二人同一大榻，被褥全备。夜俟其睡，熄灯。余见其师将二人所用洋布手巾缝边，嘱二人取苹果馈余与兰生。取携能应对。现即将日用起居，随时随地教一句，写一句。其读书之时，亦九点起，四点止。

从祁兆熙的记述可以看出，留美幼童与接纳照料他们的美国家庭关系是非常亲密无间、融洽和睦的。美国友人对此也有评述。玛丽·L·巴特拉小姐当年曾照料和指导吴仰曾等多名留美幼童，她在给吴仰曾的母亲吴夫人的信中说道：“我们确信，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时，一定是引以为荣的。在过去他留美的漫长岁月里，他和我们共处，使我们颇难分离。在学业上、在品行上他都是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将是一个有用的公民来服务他自己的国家，他将荣耀他自己和他父母之名。”在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幼童们已能听懂英语并熟悉了环境。

为了更好地对留学生进行管理，1874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清政府花4.3万美元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德福市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内有一间大课堂专供教授汉语用，还有餐厅、浴室、厨房、卧室及监督教员们的办公室，能同时容纳75人住宿。1875年，容闳等人迁入这座大楼办公，并正式将它命名为留学事务所。

赴美学童们均由监督及教习管教，既要学习英文，又要学习汉语，并且以英语为主课。他们年龄小，聪明伶俐，学习英语进步很快。汉语教习也对学生们抓得很紧，孩童们一般是三人结伴到留学事务所学习。每次去12人，以两周为期，然后依次轮换。主要是学习读书写字、讲解作论。学生们的作息是很有规律的，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十点才睡，连家信也规定每月写两次。除了学习正规课程外，他们还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如打球、跳舞，以及外出游览等。1876年，幼童们曾前往费城参加美国独立100周年纪念博览大会，在整个参观期间，他们对人有礼貌，言谈举止落落大方，丝毫没有害怕畏缩的神情，深得美国人士的称赞。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曾在博览大会上见到这些留美幼童，还主动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问：此会究有益否？

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我侪动身之先，馆师嘱将会内所闻，随意记载，回馆后各作洋文议论一篇，再译为华文。

问：何物最佳？

曰：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

问：想家否？

曰：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

问：饮食起居何若？

曰：饮食似较洁净，起居有定时，亦有时必须行动，舒畅气血，尤却病良法也。

问：各居停主人照料何若？

曰：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关切；而哈地水土宜人，病亦少。

问：何以作洋人装束？

曰：不改装有时不便，我侪规矩惟不去发辫，不入礼拜堂两事耳。

谈话后，李圭非常满意，认为：“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西学所造，正未可量。”他在日记中激动地感叹：

闻西国作人，主意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是以课程简而严，教法详而挚，师弟间情洽如骨肉。尤善在默识心通，不尚诵读，则食而不化之患除；宁静舒畅，不尚拘束，则郁而不通之病去。虽游览也，必就所见闻令作文。是不徒游览，正用以励学，而审其智识也。且其不赏而劝，不怒而惩，则又巧捷顽钝之弊，亦无由以生。是诸幼童，孰有不就陶熔而成令器哉！

从中国留美幼童身上，李圭看到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对中国封建教育、八股科举的迂腐浅薄、机械灌输、培养奴性进行了批驳。

1877年，头两批幼童已有50多人升入中学，有18人已升入大学。李鸿章等清朝官吏出于办洋务的需要，希望留学生们成为开矿、机械、造船、邮电及各种军事、工业技术的人才。这年3月6日，李鸿章给留学事务所来信指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材，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有把握，然后遣回，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因此，大多数留学生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基本上分别进入各类工科专业学习，如詹天佑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欧阳赓入耶鲁大学学机械工程，吴仰曾入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学习，许多人进入斯梯文工业学校。他们在课余还广泛涉猎各类社会科学著作，在思想、生活以及习惯等方面都深受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他们勤奋好学，在各方面都进步很快，赢得了美国方面的好评。美国友人在一封联名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信中高度评价了他们：“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在这封信中，美国友人还称赞这些留美幼童：“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信中还评价说，孩子们在美国留学期间所表现出来的良好行为，也改变了少数美国人过去对中国存有的偏见，更加促使美中两国人民感情的融洽亲近。这些恳切的言论，都是对幼童们的肯定和赞扬。

(4) 受谗被遣归

就在这批备受称誉的留学生学劲正酣，即将取得学业的圆满结束之际，一场遣送的悲剧降临到他们头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国幼童到美国留学，虽然清政府的初衷是只让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好将来回国办洋务，但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无时不受到优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习俗的影响，他们“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了。”他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接受的是正规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在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西学”而不是“中学”。他们所学的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等科目，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随着这种潜移默化影响的加深，他们开始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对封建的八股文不感兴趣，对下跪叩头等封建礼节非常反感，有的甚至悄悄剪掉了辫子，要去见管教时用一根假发辫系上应付。这些举动，都是留美学生思想进步的重要表现。诚如188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所言：“中国幼童们，除却书本老师传授的知识，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这是可以意料中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无动于衷，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虽然容闳对此是表示支持的，但另一位监督陈兰彬，因保守的清廷官吏本性使他对留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为此，他与容闳产生了不和。后来，陈兰彬回国，留学生监督几经换人之后，1876年清政府派由陈兰彬举荐的吴子登为监督。吴子登对中国学生留学外洋，素来视为离经叛道之举，学生们见到他不行跪拜礼，也不屑听他的训言，使他十分恼怒。于是他就向总理衙门秘密上奏，讲留美学生如何不遵守封建礼教，如何被西方风俗同化，穿上了西装，有的加入了美国的秘密社会组织，有的成为基督徒等等，还诬蔑他们不读书，不尊敬师长，嬉戏打闹，完全变质。他向清廷谗言，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他对留学美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极力鼓动清政府采取措施：“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完全对留学生进行诽谤，用心非常恶毒。一时间，中国国内议论纷纷，尤其在士大夫阶层，对留学生持否定态度的意见占了上风，容闳对此也作了申辩和说明，但势单力薄，收效不大。而这时，美国由于经济危机，掀起了一股排华逆流，中国学生被禁止进入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当时力主派留学生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站在了否定留学生的一边。虽然容闳以及耶鲁大学校长，美国前总统格兰德等美国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作了努力，如耶鲁大学校长曾亲自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劝清廷不要撤回留学生；美国大文学家马克·吐温为此事找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商讨，格兰德立即致函李鸿章，认为“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但仍无济于事。1881年夏，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留美幼童得知他们要撤回的消息时正值暑假，他们“正在班丹湖畔举行野外宿营，以图欢聚，不料容博士已携来了出洋局停办之恶消息。学生们听了都垂头丧气，只得怏怏地各自回到寄宿的地方去收拾行李，准备回国。”温秉忠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命令下达，对幼童言乃一忧伤之日，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幼童召集会议并派代表往见容闳博士，希望他代表幼童向政府交涉。容博士安慰幼童，并告诉幼童此番回国仅是度假，将来再返美完成所学。 由于这种‘保证’，幼童才同意返国，但是仍有六个学生始终留美未归。”

留美幼童们被分成三批启程，到1881年的天，他们全部返回国内。被遣回的学生共计100人，因为原数学生中，除因种种原因先被遣回的9人和死亡的3人，还有几名留在美国未归(如谭耀动、容揆等)。被遣回的留学生中，原有60多人已在大学肄业，詹天佑与欧阳庚二人已毕业于耶鲁大学。至此，开创中国新教育先声的留美教育运动，由于腐败的清廷从中作梗，中途而废。爱国诗人黄遵宪对此极为义愤，作长诗一首进行谴责：“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 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5) 不要忘记他们

这批留美学生被撤回国后，经历了一段艰苦磨难的时期。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相反地，当他们一抵上海，立刻被送往上海市内一个大楼中，禁闭起来不许他们外出。从新自由之邦回来的幼童，对莫明其妙地失去行动自由，是深恶痛绝的。不久，全体幼童被分配了工作，由于清廷官吏不学无术，“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幼童去向全由官员决定。幼童们离开上海时，几乎处于激愤和恍惚之中。”

虽然开始了工作，但留美幼童们的待遇不是很好的，他们大多数每月四两银子，生活很困难。另外，又受到中国士大夫官僚的抵制和歧视，他们被视为是“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面对着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创痛，留美学生没有沉沦，他们靠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终于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辛亥革命前后，他们逐步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物，或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据统计，他们中在外交界服务的有16人，其中梁敦彦曾升任外务部尚书；唐绍仪曾出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届内阁总理；梁诚曾任驻美公使，在任内协助完成交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事宜。服务于教育界的有5人，如唐国安曾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出任第一任校长，为清末民初大批青年赴美留学作出了贡献；蔡绍基在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任上，对大学建设作出了贡献。分配到海军工作的留学生，他们技术精湛，作战勇敢，在中法福州海战及中日黄海大战中，宋文翙、邝咏钟、薛有福、杨兆楠等八人壮烈牺牲。从事技术与开矿工作的，在工厂、矿山、铁路、电报电话等部门担任技术指导，计有62人。其中以詹天佑最为著名。詹天佑在参加京沈铁路的修建工程中，认真仔细，带头作业，完成了305米长的滦河大桥建筑任务，这是中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第一座近代化桥梁。1904年开始，詹天佑带领人员开始修建(北)京张(家口)铁路。这条铁路总长200公里左右，沿途横阻着崇山峻岭，尤其是南口到岔道城的“关沟段”最险峻，以八达岭为最高峰，工程极其艰巨。中国人修京张铁路的消息一传开，外国舆论大哗，说什么“中国能开凿关沟段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有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50年。”国内也有人对自建这样的铁路缺乏信心，有的大泼冷水。詹天佑不为流言所动，他索性把总工程师办事处搬到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他创造性运用“折返线”原理，在青龙桥地段设计出一段“人”字形线路，用两台大马力机车前拉后推，保证了列车安全爬上八达岭陡坡。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战，1909年8月，京张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修建这条铁路，节约白银28万多两，实现了詹天佑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目标。全线凿有四座总长1700多米的隧道，架桥125座，建涵洞200多个，动土石约近200万立方。工程浩大艰难，当时，有人把京张铁路与万里长城并列为中国伟大的工程。詹天佑因此誉满中外，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留美幼童返国后职业一览表

第一批留美学生，以他们的学识和对祖国无比热爱的诚挚情怀，给当时贫弱交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这正如一位留美生所说的：

幼童们当年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再横越3000里的美国大陆。他们远赴异国去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学。他们为中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他们在商业及友好关系方面，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

留美幼童对个人及时代均作出了贡献，为了建设新的中国，他们贡献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