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亦多。英雄史诗主要分布在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西南的四川、云南，东北的黑龙江，华北的内蒙古等地区。

凡是有藏族的地区，便有《格萨尔》流传。藏族，目前大多数人仍认为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羌人，与西羌的“发羌”、“唐羌”有渊源关系。西藏古称“博”，羌人后裔迁徙到青藏高原以后，以“博”为中心，融合而成现代藏族的先民，自称“博巴”(“巴”意谓“人”)，居川西一带的自称为“康巴”，居青海、甘南和川西北等地的又称“安多哇”，汉代以后的汉文史籍上称其为吐蕃〔bo播〕。唐初，青藏高原建立起吐蕃奴隶主政权，并南下与唐朝争夺洱海地区。今云南丽江的西北塔城，当时是吐蕃的重镇铁桥城，也就是和云南进行畜产品交易的市场。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一批吐蕃民迁入了滇西北，成为今日的迪庆州的藏族。他们也带去了吐蕃文化，其中可能包括史诗《格萨尔》的雏型。至17世纪，随着佛教的传播，《格萨尔》东传至蒙古族地区，被称为《格斯尔》。两者并不完全相同，被确认为两部同源分流的史诗。此外，云南的傣族已经发现的可确认为英雄史诗的约四部；纳西族、彝族亦有此类作品。

在华北地区的蒙古族和新疆各少数民族发现了英雄史诗群。其中最著名的是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江格尔》最早起源于北疆阿尔泰地区。《玛纳斯》事实上已成为新疆大多数民族共同喜爱的作品。新疆突厥语系的各民族在形成为独立的民族之前，相互杂居，为抵御外敌，经常组成部落联盟。形成为独立的民族以后，不仅经济状况、习俗、文化相近，而且仍然使用彼此都了解的突厥语，只有方言的差别。因此，这些民族的英雄史诗，常常出现相近的母题、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玛纳斯》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史诗。如维吾尔族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已流传一千多年，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手抄本是回鹘文，现藏巴黎国民图书馆。该史诗叙述了英雄乌古斯的诞生、为民除害、婚姻、征战的一生。突厥语学者们认为，乌古斯不仅是维吾尔人的祖先，也是哈萨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维吾尔的另一部英雄史诗《艾米尔古尔乌古里》(又称《古尔乌古里苏丹》)主人公出生于坟园，“古尔乌古里”意译为“坟墓之子”。这是一部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说唱体史诗，叙述主人公坟墓之子成长为英雄的过程以及他的九次婚姻。据说，这部史诗在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卡拉卡勒帕克、塔塔尔人中间均流传。它在伊朗与阿富汗则叫《科尔乌古里》。它的版本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高加索、阿塞拜疆、艾日曼、古鲁宗、伊朗、阿富汗等地的版本；第二类，乌兹别克、哈萨克、卡拉卡勒帕克、土库曼、塔吉克人的版本。第三类，维吾尔文版本。可惜汉译力量有限，因此新疆诸民族的此类作品，为人鲜知。

哈萨克族在历史上曾多次受到外来的侵略，部落之间有过无数次的纷争，加以不间断的自然灾害，在内乱外患的斗争中产生了大量长诗。13至15世纪，曾出现过民间长诗的黄金时期，其中，有古老的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同时在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流传。民间还有一种“连环长诗”，一部接一部，内容前后贯通，《克热木的四十名勇士》便是由40篇相连贯的英雄传奇所组成，由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直至第40代，代代是英雄。每一部的主人公分别为各代的英雄，从公元13—14世纪始，一直到19世纪止。结构跟举世闻名的《玛纳斯》全然一样。据学者披露，哈萨克大约有数十部英雄史诗，几乎都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战争为依据，形成庞大的英雄史诗文化圈。这些，早已被国际上突厥语学者所瞩目，可惜亦未译成汉文。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人数甚少的民族，却保留了为数可观的属于英雄史诗范畴的作品，如东北的赫哲族和鄂伦春族。他们各自有各具特色的史诗文化。

我国从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对著名的三大史诗进行搜集，在“文革”前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从80年代初开始，再次由人民政府出资组织力量进行更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现在已有一批汉译文英雄史诗出版问世。

我国英雄史诗类型复杂。有一种史诗的前半是创世纪，后半是英雄的战斗，具有过渡性质，如侗族、布努瑶的史诗均如此。有雏型作品，即保持了较为完整的原始面貌，未经文人改编加工。有单一型，即故事线索单纯，基本上没有插话。最成熟的是组合型英雄史诗，也就是本书将重点介绍的三大史诗。

综上所述，我国史诗的分布，在地域上，大体上分为南北两系。南方以农耕文化为背景，北方以游牧文化为背景。类型则有雏型、单一型、过渡型、组合型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