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兴起之际，也正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两国民主进步势力相互支持声援，两国青年学生也曾互相访问畅谈。中国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是五四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倡导者。

李大钊(公元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自幼勤奋好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该校聘请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10余位日本教师任教。尽管吉野作造在该校教课只有一年多时间，然而李大钊一直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据吉野在东京大学教过的学生伊藤武雄回忆：1921年秋，当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访李大钊时，李大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吉野先生身体健康吗？我是先生在天津教过的学生。”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曾在自己主编的《言治》月刊上撰文介绍明末遗民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赞扬朱舜水的爱国精神和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次年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通过课堂听课和广泛阅读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报刊，尤其是受到吉野作造、幸德秋水、安部矶雄、河上肇等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有很大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1915年留日学生集会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的独裁卖国，会上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他毅然弃学归国，投身国内革命斗争。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

吉野作造(公元1878—1933年)，日本宫城县人。190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07—1909年应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广泛接触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1910至1913年又赴欧美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并成为以反对军阀专制、拥护宪政为中心的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理论指导者。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每周评论》。同月，吉野作造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进步团体黎明会。《每周评论》一创刊，李大钊就寄给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会，并刊登了吉野从东京寄来的希望互相“遥为声援”的信。《每周评论》第7号上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详细介绍了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并组织黎明会的经过。第9号上刊载李大钊撰写的宣传和声援黎明会的文章《祝黎明会》。12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肯定黎明会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黎明会的刊物《解放》于1919年5月创刊，吉野立即寄给李大钊，10天以后，《每周评论》23号上就全文译载了《解放》创刊号宣言。黎明会的讲演集出版后，吉野也很快寄赠李大钊。对于黎明会内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某些人对侵略主义的妥协附和，李大钊也在《忠告黎明会》一文中提出了诚恳尖锐的批评。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大多数日本报刊舆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大肆诬蔑咒骂。而吉野作造等日本进步人士，却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正义，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吉野作造立即给北京大学某君写了一封声援的信，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钊。信中写道：侵略主义的日本不但为贵国青年所反对，也是我们所反对的。“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封信曾被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中所引用，并赞扬吉野的信使“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也是中国人民心坎中要讲的话。

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还在日本《中央公论》、《新人》、《解放》、《东方时论》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热情声援和卓越见识。如在《中央公论》1919年6月号上刊登的《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某些报刊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种种责难。在《新人》6月号上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一文中还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还明确指出支持中国卖国贼的日本军阀官僚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在《中央公论》7月号和《东方时论》7月号的文章中，吉野严厉批判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侵华政策，阐述日中两国人民只有在反对两国官僚军阀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真正亲善的思想。吉野作造的许多观点是和李大钊的思想一致的。在互相声援中也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在五四运动期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吉野作造和李大钊一起倡导和组织了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活动。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首先建议邀请北京的教授一名，学生二三名来日本东京进行恳谈。并把此意写信告诉李大钊，不久就收到李大钊的回信，积极响应吉野的建议并热情邀请他访华。吉野作造认为日中青年交流的计划，不仅是我们少数同志的事，希望今后能成为广大国民的工作。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吉野作造和东京大学教授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1919年秋天，吉野的学生，宫崎滔天的儿子、东京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宫崎龙介访问中国，到过北京和上海。在北京时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进步人士会面交流。当时李大钊写给宫崎龙介的两封亲笔信和一封给吉野作造的信，至今还珍藏在宫崎家中。

由吉野作造倡议、李大钊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教授、学生对日本的访问，终于在1920年5月实现。赴日的是北大教授高一涵和学生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潜。他们基本上都是李大钊指导和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积极分子。李大钊还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宫崎龙介。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抵日后，与当时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中的许多进步团体、学生组织、著名的学者、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在东京曾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五七国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日期)纪念会、东京大学新人会晚餐会、东京大学辩论部和十七日会的演讲会，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演说会。在京都，与同志社大学师生举行了恳谈会，还出席了京都民本主义团体六日俱乐部主办的欢迎恳亲会，有京都各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会场上掌声雷动，互相握手，气氛热烈融洽。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在所到之处宣传中国五四运动的真相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官僚的思想，表达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赢得日本进步人士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亲身耳闻目睹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北大访日团回国以后，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学生提携运动》一文，对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给予很高评价，指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阂，青年学生之间思想的沟通很有必要，是两国民族真正的亲善。”

五四时期及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尽管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两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努力，1972年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恢复，1978年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