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道是日本人喜爱并擅长的运动项目，它是把中国拳法摔跤与日本传统武技相结合而创造的一种武术运动。日本柔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侨居日本的中国学者陈元赟。在东京爱岩山上立有柔道流派起倒流的拳法碑，碑文上写着“拳法之传也，自投化明人陈元赟而始”。

陈元赟(公元1587—1671年)，与朱舜水同时代，也是明末清初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中一位杰出人物。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哲学家、书法家、武术家和制陶专家，为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元赟，原名珦〔xiang向〕，字羲都，一字士升，别号与笔名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壶逸史、菊秀轩、既白山人等，浙江余杭人。幼聪敏，通经史，多才艺，然而应科举却屡试不弟。青年时代曾入河南嵩山少林寺学习武术和制陶术，喜读老庄道家书籍和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诗文。并有漫游天下求访异人于海外的志向。

1619年，陈元赟33岁时随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到日本长崎，因患痢疾留下疗养，自学日语，并以教授书法谋生。1621年明朝钦差浙直地方总兵官单凤翔赴日本交涉倭寇事至长崎，曾临时特邀陈元赟参与交涉工作，同到京都，历时三个月。从而结识了当时的日本汉学家林道春、户田花屋等人，经常诗酒唱和，名噪一时。事后被长门藩主毛利辉元聘为幕宾，编成了汉文的《长门国志》，原稿现存山口县。

1625年陈元赟到江户(今东京)传授拳法。后寓居江户西久保国昌寺，将中国少林派武术拳法传授给寺僧圭佐、久圆等人。当时正流寓国昌寺中的日本武术家福野七郎右卫门、三浦与治右卫门、矶贝次郎右卫门三人也跟他学习中国武术，并苦心钻研，通其蕴奥，遂各成宗派，遍传弟子，逐渐形成日本柔道，国昌寺也长期成为柔道之中心。陈元赟提倡老庄道家思想，而柔道标榜以柔克刚，以虚静调息为术，其思想来源实出于道家。

陈元赟到江户后曾谒见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会晤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634年，他在江户见到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并与儒官武野安斋等名士共赏樱花吟诗唱和。1638年受聘为尾张藩儒官前往名古屋。在那里，他结识了日本汉诗人、日莲宗僧人元政，虽然元赟比元政年长36岁，但是两人结下了忘年之交。元政也爱好袁宏道的诗文，互相仿作唱酬。陈元赟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子取名富士松，当他赴京都时，便委托元政教育其子。后又与元政共读京都大藏书家吉田玄顺的秘籍。1663年，元赟与元政两人合著的《元元唱和集》刊行，其内容有五言、七言绝句、律诗与词、赋、散文等，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中日诗人友谊的见证。元赟的诗文著作还有《双星诗稿》、《既白山人集》、《虎林诗文集》、《昇庵诗话》等。他作的许多诗都流露出道家自然清静的意境，元政赞其诗为“笔到三江润枯骨，诗联双璧照寒庐”。而元赟论诗最喜好袁宏道，于日本诗人中则推重元政的“幽奇清远，爽朗透脱”。

陈元赟还与日本著名汉学家鹈〔ti题〕饲石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石斋在京都立塾讲学，受元赟的影响，将30多部经史子集汉籍加以假名训点，以普及汉学。元赟也用假名训点了《朱子家训》。石斋还把自己的文稿委托给元赟。1664年石斋去世后，陈元赟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陈元赟为人胸襟开阔，他推崇老庄道家思想，然而并不排斥佛儒，与同时代旅居日本的中国大儒朱舜水、高僧隐元、名医张振甫等都有交往。他在1670年84岁时完成了《老子通考》一书，在日本训点刻板刊行。他在序中盛赞老子的书“明乾坤之微妙”，“尽万境之事”。1671年陈元赟以85岁高龄在名古屋去世。葬于名古屋德兴山建中寺，碑上题为“大明国武林既白山人广学陈元赟宽文十一年六月九日殁”。元赟虽以明朝遗民自居，但他东渡日本尚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勃兴，与朱舜水在清军入关后为抗清复明流亡日本不太一样。他去游海外，更多是受道家思想影响，为逃避国内现实的俗污社会。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