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建都应天(今南京)，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统一而又富强的大国。明初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和出版，朱元璋曾下令将元代西湖书院所有宋元版片，全部运往南京，存于国子监；朱棣也曾遣使访购古今图书，1408年编成的“网罗无遗”的空前大类书《永乐大典》就是一例。此类书广收各类图书自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种之多。同时，明代没有元代图书出版逐级审批的手续，允许“书皆可私刻”，只要有钱人人可任意刻印；还有文房业发达，纸墨生产丰富，因此刻书业甚盛。

明代的官刻部门很多。首先有“内府”，即在皇帝宫廷内刻印书籍，主持内府刻书的机构是司礼监，所刻书籍称做“内府本”。后来司礼监扩大了机构，设立了经厂，经厂如同一个印刷厂，有刻字工、印刷工、折配工、装订工等，总人数上千人。经厂所刻书籍称做“经厂本”。明代内府经厂共刻书约200种左右，这些官刻本，讲究精写精刻，纸墨均用上品，而且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美观大方，舒畅悦目，又多加句读，便于诵读。单从形式上看，不失为艺术精品。但是，因为主持司礼监和经厂的都是学识不高的太监，故校勘不细，错误颇多，学术价值不高。刻印的内容多是作为“标准本”的“四书”、“五经”和明政府的政令政典，如1461年出版的明帝国官方志书《大明一统志》(图11)，以及1511年出版的法规汇编《大明会典》等。还刻印了一些宣扬帝王言行著述的《皇明祖训》、《御制文集》；告诫皇亲国戚和群臣的《外戚事鉴》、《历代臣鉴》；教育皇宫中小太监、宫女的启蒙读物，如《百家姓》、《千字文》、《孝经》、《论语》、《孟子》及《女训》、《女诫》等。但是中央刻书最多的机构，还要数南京、北京两个国子监了(简称南监、北监)。两监刻印了不下300种经史、地方志、法帖、类书以及医学、农业、科技书籍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十三经”、“二十一史”，两监都曾一刻再刻，许多经书、史书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两监之功不可没。不过北监所刻书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不上南监，而南监刻印的史书，多据宋元旧版凑合而成，到了明中期以后，版片漫漶〔huan患〕不清，国子监就惩罚犯了过错的学生出资补刻补修，刻得草率不堪，脱页、缺文、错字百出，印本墨色浓淡不一，被人称之为“大花脸本”。北监又往往根据南监本重刻，又不依据其他善本校勘，以致以讹传讹，谬以袭谬；而且版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大小不等，印本质量甚差，因而被人讥之为“灾本”。这样的印本，自然不为藏书家所重视，而且引起版本学家的不满，有人不禁责问道：“吾不知当时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司业(祭酒的副手)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此外，两京部院(礼部、工部、兵部、都察院、太医院、钦天监等)，也刻了不少书。礼部编印了有关赐谥的书《大礼集义》；兵部刻印了论述北方边防并附有地图说明的《九边图说》；太医院刻印了《铜人针灸图经》，论述针灸和穴位，并绘出铜人人体上的针灸部位。还用黄铜新铸了较真人高大的腧〔shu述〕穴铜人，上面刻有全身穴位，作为学针灸者的模型，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钦天监(掌管天象历法的官署)垄断了刻印历书《大统历日》的特权，严禁民间私印，违者“依律处斩”；北京都察院还刻印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关于弈棋、音乐歌曲的书。

图11 明代内府本《大明一统志》，印于公元1461年

官府刻书，除中央机构外，地方上十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少数运盐使司及各府也都刻书。像扬州府刻书就有75种，杭州各官府刻书达140多种，苏州府刻书多达170多种，为全国各府之冠。在各地官刻本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皇子身份分封到外地的藩王，他们既富有钱财，又有闲散精力，还拥有搜集善本和组织刻印的便利条件。因此藩王府的刻本，以版本最佳、刻印俱优、校勘精当、纸墨上乘著称于世。像1534年秦藩朱惟焯〔zhuo卓〕在封地西安刻的《史记集解索引正义》；1606年郑藩(封地怀庆，今河南沁阳)朱载堉〔yu育〕刻其自著的音乐著作《乐律全书》(图12)，都刻印极精，可以说是藩本中的代表作。朱载堉早年学习天文、历算，后来潜心研究乐律，汇集了他所写的15种音乐著作，编成了《乐律全书》，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乐律理论，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这一发明比欧洲早50多年，近代的键盘乐器和竖琴等都依“十二平均律”定弦。所以他堪称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再有宁藩(封地南昌)朱权刻书最多，达137种。史称朱权“博古好学……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又说“古今著述之富莫逾献王(朱权)者。”他自己的著述有书名可考的50多种，包括史学、文学、兵书、地理、音乐、医学、戏曲、琴谱、棋谱等。今天还存有他著的杂剧《冲漠子(皇甫寿的号)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兼备、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还有周藩(封地开封)朱橚〔su肃〕于1406年刻了他和别人一起编的医方书《普济方》，该书记载医方61739个，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方剂学著作，其版式款识〔zhi志〕都具有元人遗风。同时又刻了自著的植物学著作《救荒本草》，该书记载了可供饥荒之年食用的草木野菜400多种，并一一绘图说明，图极精审。藩王府刻本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大，其总数达430种，比南北监本还多。其中颇多佳刻善本，甚为后世藏书家所珍视。

图12 明刻本《乐律全书》，约刻于1606年

明代官府除刻印上述书籍之外，还刻印了佛教典籍《大藏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出身和尚，崇信佛教，他即位后立即敕令校刻《大藏经》，他的后继者明成祖也信佛教，他为了“图荐考妣在天之福”，继续刊印《大藏经》。明代《大藏经》有三个官刻本：最早的是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下令在南京刻印的，称《洪武南藏》，约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告成，全藏包括1600种佛经，共7000多卷。可惜这部经版在1408年遭火焚毁，因而这部《大藏经》保留至今的唯一印本，一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但是已经略有残缺了，其间还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第二部官刻《大藏经》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根据《洪武南藏》在南京重刻的，称《永乐南藏》。经版藏在南京大报恩寺，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印刷20部，大航海家郑和就印了10部，所以这部《大藏经》流传的印本较多，但是它的书写和雕刻都不如《洪武南藏》工整。第三部官刻《大藏经》，是1421年在北京开始雕刻，至1440年完成，称《永乐北藏》。它包括1621种佛经，6361卷，分装成636函。这部藏经印成后，分赐给全国各大寺院。后来在1584年，万历皇帝(明神宗)的母亲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0卷，称《续入藏经》，并把它并入《永乐北藏》，成为一部相当完备的《大藏经》。今浙江图书馆有藏本。此外，明成祖还派人到西藏取经，并于1410年复刻了西藏文《大藏经》，称为《番藏》，以报答“皇考妣生育之恩”，并使“下界一切众黎，均沾无涯福泽”。

至于《道藏》，明成祖即位之初，就曾下令编修，但是一直到明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才刻印完毕，名为《正统道藏》，共5305卷，480函，并下令作为御赐分给全国各道观。后来因为《正统道藏》搜访不周，缺漏较多，又于1607年刻印了《续道藏》180卷，32函。此后又合为《正、续道藏》。这部经版传到清代，已缺损了不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遂全部被毁，其印本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了，今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有藏本。《道藏》对研究我国哲学、医学、文学、史地都极有参考价值。明代皇帝不惜耗费巨资，大肆印刷佛、道经典，为的是想达到“华夏归仁，四夷宾服，邦国巩固，宗社奠安”的目的，但是明朝只统治了270多年，就被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洪流淹没了，这说明任何宗教是维护不了封建统治的，历史的车轮将按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前进。

明代私家刻书的也不少，特别是嘉靖(公元1522—1566年)以后，更是盛极一时。那时许多士大夫以刻书为荣，有的刻印古籍秘本，有的刻印名家诗文，有的刻印宣扬祖德的家集。像1525年江苏王延哲刻的《史记》，就是依据宋朝黄善夫的刻本，不但刻工精美，而且行款格式几可乱真，是《史记》复宋本的最佳本。1533年和1535年苏州袁褧〔jiong炯〕先后复刻的宋本古代礼仪集《大戴礼记》和古代小说《世说新语》，也都是精美绝伦，为世所称。到了万历年间，刻书业更为繁荣，如安徽歙〔she射〕县的程荣刻印了自己编选的《汉魏丛书》38种，大多是遗闻佚史、小说寓言之类；还有胡维新刻印了自己编选的《两京遗编》12种，其中包括两汉诸子10种和魏刘劭《人物志》、梁刘勰〔xie协〕《文心雕龙》，他认为“两京文尽于此”。这些书大都据宋本摹刻，都是私家所刻的著名善本。而最有名的刻书家与藏书家要数崇祯时候的毛晋了。

毛晋(公元1599—1659年)，江苏常熟人，喜欢读书藏书。专门购求宋元刻的珍本书，曾在自己的门口贴了一张广告：

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这样，湖州一带的贩书商人，满载着一船船的古籍，送到毛晋的家门口。当时常熟流行着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毛晋收藏的书达84000册，有“海内藏书第一家”之称。他建造了汲古阁、目耕楼，将书藏在里面，其中多为宋代刻本，这就为他大规模校勘、出版书籍创造了条件。

他大约从30岁起，就开始经营出版业，一直到他去世，40多年先后刻书600多种，书版多达109000多块，为历代私家刻书之冠。他刻的书大多用宋本作底本，每本都有他写的跋语，介绍书的作者和编者，说明过去有哪些版本流传，他用的是什么版本，有什么优点。因此他刻的书很受人欢迎，不但流行大江南北，连云南也远道来采购，当时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他校刻的“十三经”和“十七史”，开始于1628年，中间经过灾荒战乱，书版被“水火虫鼠，十伤二三”，他不断地“收其放失，补其遗亡”，直到清初1656年才完工，前后历时近30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金告竭，他不得不“捐衣削食”，“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若逢到“兵兴寇发，危如累卵”之时，要把书版分别藏在“湖边、岩畔、茆(茅)蓭草舍”中，真是艰难之极。他还刻印了自己编辑的大部丛书《津逮秘书》共15集，140多种书，该丛书所辑多是宋元人著作，偏重掌故琐记。他还根据北宋本翻刻了《说文解字》，使元明两代一直不曾出版过的几乎失传的书，得以重新流传世间，因而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贡献甚大。其他如唐宋人诗词集，也都校勘不苟，雕印精湛。他印刷用的纸张，是江西造纸厂特造的，厚的称“毛边”，薄的称“毛太”，今天我们还沿用着“毛边纸”这个名词。

他不仅刻书，而且每遇到别人没有的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必借来请书法高手，用好纸墨影写，名为影宋抄本，后人名为“毛抄”。今故宫博物院有毛氏抄本，非常精致，比起原刻印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孙庆增著的《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由于毛晋首创了影抄法，后人争相仿效，遂使大量的宋元善本得以保留下真实面貌，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毛晋苦心经营出版事业，40年如一日，他自己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矻矻〔ku枯〕不休。”因此被人誉为“典籍印刷之忠臣”。许多宋代刻本靠他翻刻得以流传下来，他对于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好积德行善的人，家乡的“水道桥梁，多独力成之；岁饥，则连舟载米，分给附近贫家”。因此赢得“行野田夫皆谢赈”的称赞，可见他是个很富于同情心、热心助人的人，这样的为人，在那个时代也算难能可贵了。

明代私家刻书虽不乏精品，但粗制滥造者也不少，“书帕本”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还在南宋时，官场上就盛行送书的风气，地方官吏或幕僚离任时，总要把六朝史书《建康实录》和词总集《花间集》这两种书，作为赠送礼物送上，这已形成了定例，可以说开了明代“书帕本”的先声。

明代官场行贿之风极盛，行贿时，必以新刻书一本和手帕一块作为陪衬。比如京官奉使出差，回京时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为馈赠礼品，这样才显得雅致些。新书的序文上堂而皇之地写道，“捐俸绣梓，用广流传”。其实新刻书用的是公款，谈不上“捐俸”；所刻之书，本子狭小，刻工拙劣，校勘粗疏；有的书内容是东抄西袭，胡拼乱凑，又哪里说得上“用广流传”。就是这些书被人称做“书帕本”。书帕本被看作是应酬馈送礼物，刻者不上心，受者不重视，所以无一佳本。

上面所谈官刻、家刻之书，虽然不少，但多是经史典籍和名家诗文，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小说、戏曲、识字课本、酬世便览、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却不多，于是坊刻本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明代书坊多集中于南京、建阳、杭州、北京、徽州等地。

南京有书坊90多家，居全国之首。它们刻印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传奇和民间应用类书。其中唐对溪的富春堂刻印的戏曲，据说就有百种之多，如《三顾草庐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王昭君出塞和戎记》、《管(仲)鲍(叔牙)分金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写楚汉战争的故事)等，这些书的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做“花栏”，打破了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增加了书籍的美观。陈大来的继志斋也刻有戏曲10多种，如元人作品《黄粱梦记》，明人作品《玉簪记》(写南宋书生潘必正与陈娇莲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和《旗亭记》(写北宋末年官吏董国度不愿为金人做官，与其妻子隐娘先后投奔南宋的故事)等。各书坊所刻书籍总数可能有二三百种。各书坊刻印的小说有《三国志演义》、《西厢记》、《警世通言》、《隋炀帝艳吏》等；刻印的应用类书籍有《针灸大成》、《医方选要》、《尺牍大全》和识字课本《四言杂字》等。这些书大部分带有插图，销路很广，对活跃当时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金陵王氏槐荫堂还刻了图谱类的书《三才图会》，这是明代王圻〔qi齐〕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汇集诸书图谱编成的，分天文、地理、人物等14门，是图谱学的重要著作。他还刻有明代梅膺祚编的字书《字汇》，该书收字33179字，首次将《说文解字》创立的部首加以简化，并首创同部首的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的方法，每字有注音，字义解释也通俗易懂，其编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

建阳书坊(均自称“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的约有80多家。许多书坊历史悠久，刻书很多。这些书坊都能根据读者的不同要求，编印出各种类型的书：一是诗文集汇注本。即把各家不同的注解，集编在一起，刻成一部书，使读者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不用翻阅很多不同注解的刻本。二是通俗类书。为了使读者得到一部书，就能获得丰富的知识，编印者广采博收，按内容分门别类，大量刻印了日用参考的通俗类书，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等。三是插图本。为了使读者明了文字内容，引起阅读兴趣，刻印了许多插图本书籍，如《全像三国志演义》、《全像牛郎织女传》、《水浒传》等书都是上图下文；而《新刊图像音释唐诗鼓吹大全》、《出相唐诗》则是上图下诗。这些连环画式的图书，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不过万历以前，所刻书籍多是经史之类；到了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刻印的民间读物才日渐增多。

建阳开设书坊最多的是余、刘、熊三姓，三姓开设书坊近40家。他们除刻印经、史、文集、医书、类书外，还自己编写、刻印了许多演义小说。如双峰堂的主人余象斗，经他编著和刊行的小说就有《四游记》、《列国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等。忠正堂的主人熊大木，也编著和刊印了《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乔山堂的主人刘龙田刻印了《千家姓》、《天下难字》、《西厢记》等书22种。刘洪的慎独斋刻印的大部史书、诗文总集、医书、类书较多，如刻了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30卷；南宋朱熹著的《资治通鉴纲目》90卷；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十七史节要》273卷，北宋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宋末元初马端临著的典章制度通史《文献通考》384卷；《大明一统志》90卷等，共30多种。如此卷帙浩繁的大书，竟出自一个私人书坊，可见慎独斋规模不小。他刻的书，大多密行小字，别具风格。而且他校勘认真，错误较少，如他刻的《史记大全》，就校正出错讹字245个；校正《文献通考》错讹字多达11221个，可见他刻书非常认真。因此，有人说他刻的“细字书”，“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此外，当时最兴旺的还是建阳的崇化、麻沙两地书坊，那里所刻书籍，风行四方。崇化里的书坊街，这时已有四五千户，据《建阳县志》记载：这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这就是说它不仅是刻书集中地，而且已发展为买卖书籍的书市了。这种每个月有六天专门出卖书籍的书市，是国内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因此它吸引着各地书商络绎不绝地来这里批发书籍。位于建阳城西70里的麻沙镇，也是刻书贩书的集中地。清初学者杭世骏写诗道：“书棚到处贪翻刻，俗本麻沙遍学堂”。因为刻书多，来这里贩卖书籍的书商也多，山东曲阜就曾派人不远千里来买书。据说来这里贩书的江西人最多，自宋以来从未间断，为此镇上还建有一座砖刻精细、门墙高大的江西会馆，以接待来往的江西书商。清初的诗人查〔zha扎〕慎行写诗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