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孟夏的一个黄昏，一只涢鸟（古书中像猫头鹰一类的鸟）飞到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房中，悠然自得地停落在一个角落里。据说这是种不祥之鸟，“野鸟入室兮，主人不在”。看到它，被贬谪居长沙已3年的贾谊想到自己的生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忧伤，援笔写下了名篇《涢鸟赋》。

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还。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既然在万千变化中祸福、忧喜、吉凶这些对立事物皆有其相同之处，相反的事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也就不必去执著于一端。天道难测，生死有命，谁知道死神哪天会降临呢？

赋中又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既然在世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偶然，那么为人一生也无需过分把玩，生命之长短就更无需过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轻去就”，如此看得开，也是无奈中的一种消极自慰，苦闷忧伤到极点后的一种乐观旷达吧！

贾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生死问题如此超然呢？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当他赴任途经湘江时，触景生情想起了遭贬的爱国诗人屈原，于是提笔写就名篇《吊屈原赋》。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髷。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里通过大量的比喻，描写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贤愚倒置的事实。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一部分既写出了对于屈原一味求忠，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同时也表达了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要“凤凰翔于千仞”的志向。总体来说，本赋继承了楚辞中感情激越、郁郁不平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诗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赋。

此后3年，贾谊作了《涢鸟赋》，表达了他谪居长沙的抑郁心情。文帝七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

贾谊的文章不仅有辞赋，还有政论，辞赋展现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论文更多表现他的治国才华，然而赋中有文，文中有赋，相得益彰。《过秦论》兼顾了辞赋的文采语势和政论的雄辩精辟，以汪洋恣肆之文表达经世济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旨在讲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说秦之过而是先列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书秦之盛，全文看来只是由“然而”一词连接的两个句子，前一句只写秦之强盛，后一句专写陈胜等的弱小，但是在两相强烈对比之下，作者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壮阔，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从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