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主阶级在运用法和礼进行统治时总结出一些原则，从这些原则中可以看到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说：“与其不辜，宁失不经。”“辜”是罪，“经”是常法。意思是说，宁可不按常法办，也不能错杀无辜的人。这个原则被后世所传颂。

《尚书·大禹谟》中说：“罚弗及嗣”；“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这里提出了四个原则，即：施用刑罚限于本人，不株连子孙；过失犯罪虽然后果严重，也可以从宽；故意犯罪虽然轻微，也要加刑；犯罪情节有疑点的，处刑时要从轻。

《尚书·吕刑》中有：宽严适中；刑罚世轻世重；以情定罪；疑罪赦免等定罪量刑的原则。“宽严适中”是说定罪量刑要中正，不偏不倚，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刑罚世轻世重”，又叫时轻时重，是说适用刑罚要有灵活性，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以情定罪”，是说犯了重罪，但属于过失，可以适用轻刑、减刑处罚；虽然犯的是轻罪，但如果是故意犯罪，则要适用重刑，加等处罚。“疑罪赦免”，是说对于疑难案件或一时搞不清楚的案件，要降级处分，或免予刑事处分。还有一条具体原则：“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意思是说，处五刑有可疑者，可减等按“五罚”处理。“五罚”指出钱赎罪的五等：100锾、200锾、500锾、1000锾。如果按五罚处理仍有可疑者，则可予以赦免。

西周时还提出宗法伦理原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明德慎罚”，“礼主刑辅”等原则。

西周统治者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等宗法伦理道德看作维护统治秩序的基本规范，把违反宗法伦理的行为看作是严重犯罪，处以严厉的刑罚。例如，《周礼》规定：“凡杀其亲者，焚之。”在诉讼制度上也体现这一原则。例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复仇被视为孝道而得到认可。按照《周礼》规定，要报仇的人，只要到有关官吏那里登记仇人的姓名，将仇人杀死便可以无罪。

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是公开的奴隶主阶级特权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礼不下庶人”，是说礼主要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周礼中所规定的各种特权，只有奴隶主贵族有权享用，奴隶和平民都无权享受，不得僭越。如有越礼行为，便构成严重犯罪。这里不是说庶民不受礼的约束。在婚姻、丧祭等方面的礼仪，庶民也要遵守。“刑不上大夫”，是说刑法锋芒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3000条刑律，不设大夫犯罪的条目。当然，并不是说贵族犯罪不用刑罚。当贵族背离宗法制度，僭越礼仪，犯上作乱，犯了危及王室安全的重大罪行时，也要严厉惩处。在周代，违礼即违法，失礼要入刑。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违礼的贵族也要加以刑罚制裁。不过，贵族在受刑罚制裁时享有种种特权。例如，死刑不公开执行，或让犯法贵族本人在隐秘处自杀；不处宫刑；受朝廷册封的贵族及其妻子，所谓“命夫命妇”，不必亲自到庭受审，可以派人代理，等等。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法基本原则指导下，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犯罪，实行同罪异罚的不平等对待。

所谓“明德慎罚”，是西周奴隶主阶级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提出的较为进步的法治原则。他们认识到光靠神权已不能维持和巩固政权，一味镇压也行不通，因此提出“明德慎罚”的原则。“明德”，指尚德，注重德教，对犯罪者要实行宽缓的政策，他们认为，有德者才能得天命，无德者必将失天命，导致亡国亡身。这是由“王权神授”的思想发展为“以德配天”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慎罚”，是指对刑罚的适用要采取审慎的政策。例如，“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周礼·大司寇职》)，就是说，要根据各地治乱的不同情况来决定采用刑罚的轻、重。又如，对疑难的案件，必须核实案情，做到判决有根据。实际上，“明德慎罚”就是教化和镇压相结合，实行软硬兼施的两手进行统治。

“礼主刑辅”，是西周统治者为预防犯罪提出的一条原则。他们认为，刑是消极的规范，作用在“禁于已然”，惩罚已经发生的犯罪；礼是积极的规范，作用在“禁于未然”，预防犯罪的发生。比如，大兴婚姻的礼仪，可以防止淫佚罪；实行丧葬的礼仪，可以防止不孝罪；大讲朝聘的礼仪，可以防止犯上作乱罪。周代的各项礼治原则，可以概括为礼主刑辅，以礼率刑。他们认为，按礼祭祀天地、祖先，在社会上施行礼教，叫有德。所以，礼主刑辅，也可称为德主刑辅。这条原则对后世的立法和整个古代法制、法律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