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7月27日的巴黎，国民公会正在召开。此时的法国由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执政，罗伯斯庇尔此时正在台上讲话。然而，此时台下的听众已不像雅各宾派刚刚掌权时一样对其充满期待和希望。事实上，此次会场，已经被反对雅各宾派的阴谋家们把持了，台下接连不断地响起一片“打倒暴君”的狂呼声，声音越来越大，使他无法发言。接着，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群人冲上了讲台，极其粗鲁地把罗伯斯庇尔逮捕了。会场顿时混乱一团，但很快就被另一批人所控制，并宣布了一个可怕的决议——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古东要被逮捕。还有一些声称坚持罗伯斯庇尔的观点的人们也一起被绑了起来，押出了会场。当他们被押出会场时，罗伯斯庇尔大声疾呼：“强盗们得势了，共和国完蛋了。”这时正是下午5点钟。这一事件在法国革命史上称为“热月政变”。

罗伯斯庇尔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营救，救出了所有被捕的议员。但是，罗伯斯庇尔等人来到市政厅后，没有立刻领导起义，而是犹豫不定。结果革命军队冲进了市政厅，重新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人。同时，国民公会宣布罗伯斯庇尔等人不受法律保护。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古东和奥古斯丁等人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样，新兴的大资产阶级通过1794年热月九日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夺得了政权。从此，法国革命的上升路线也就中断了。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巴黎有很多革命俱乐部，其中以雅各宾俱乐部最为有名，因为其成员经常在圣雅各教堂开会，所以人们称他们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是该俱乐部成员，后来他又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他主张彻底消灭封建专制，建立一个真正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因此，他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与罗伯斯庇尔一起，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还有马拉、丹东等。随着革命的进展，雅各宾派在人民中的威望与日俱增。

1793年1月21日，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这虽然是法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却引起了欧洲各国反动君主的极端仇恨。1793年春天，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法军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国内到处发生保王党叛乱，革命形势非常危急。1793年5月31日，巴黎警钟又一次敲响，人民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掌权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掌握了政权。

1793年底到1794年初，雅各宾专政不仅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和平息国内反革命叛乱，同时也解除了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为了扭转国内的经济困难，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从美洲进口粮食，奖励农业发展，补助工商业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但政府仍然控制着外贸，还用最高限价来监督商业，这就引起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经营工商业，取消一切限价。另外雅各宾专政在革命中实行的一些革命措施，并没有完全满足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要求，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仍然得不到改善。工人对雅各宾专政规定工资的最高限额和坚持实行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勒·霞不列法感到十分不满。雅各宾专政虽然颁布了土地法，使农民获得一些土地，但不久因受高利贷剥削而走向破产，农民的分化也加剧了。而地方政权机关经常袒护富裕农民，引起贫苦农民的不满。这样，雅各宾专政的社会基础日益削弱了。

此时，雅各宾专政的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产生了危机。政权内部开始形成两个反对派集团：一个是以丹东和德穆兰为首的丹东派，他们主要代表在革命中发了财的资产阶级。要求政府成立“宽赦委员会”，大赦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嫌疑犯。所以，这派也被称为“宽容派”。同时，他们要求取消最高限价，使商业活动完全自由。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主张同反法联盟妥协。丹东派的这种态度引起群众的不满，但却使共和国的一切敌人高兴。因此，丹东派同罗伯斯庇尔派发生分裂。另一个反对派是以艾贝尔和肖梅特为首的艾贝尔派。这一派是雅各宾专政的左翼，他们反映广大贫民阶层的要求，主张严格执行最高限价，坚决镇压投机奸商，要求对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没收逃亡业主的企业，实行极端恐怖政策。在对外政策上，他们主张继续战争，解放全欧洲。在忿激派被镇压之后，他们继续了忿激派所争取的事业，批评政府不愿意领导革命继续深入，密谋推翻国民公会。为了镇压反对派，罗伯斯庇尔采用恐怖政策，通过了改组革命法庭的法律，规定可以随意处死反对派。从1994年6月10日起，平均每天处死50人。这样做的结果，使雅各宾派日益陷入孤立的处境，给了反对派分子可乘之机。